笔者觉得这种控烟措施谈不上最严，是因为最严的措施是不留余地的。而在烟草销售店随处可见，而且大多装潢的很有档次，货源充足，大量供应的市面上，哪里能看出一点控烟的社会氛围？而被誉为凸显政府控烟决心的“税价联动”，这点不痛不痒的提价，能让“烟民”望而却步的话，卷烟也就称不上“香烟”了，戒烟也就如少出一块肉那样无所谓了。虽然不知“烟瘾”在生理上的具体作用，但依赖性的毋容置疑的。

 

当一项有关全民健康的控烟措施，在保证烟草业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光指望“烟民”脱瘾，烟草业丝毫不受“戒烟之苦”，那么，只要烟草业还能保持原有的丰厚利润，控烟几乎是一句空话。无需去百度“烟瘾”是什么意思，只要看烟草业对此的无法割舍，就不难理解什么叫“依赖性”。按理来说，既然控烟作为政府号召，谁应该先做出表率？谁应该先表现出“忍痛割爱”的决心？而且，烟草业一旦忍痛割爱，烟民就如“无米之炊”了。 [详细]

仔细想想，罚款、增税等“最严”控烟手段，全都一股脑地“招呼”到烟民头上。烟草部门有两副面孔：对民众解释说，我收烟民的税，我罚烟民的款；对烟民暗示说，民众禁烟呼声太高，你多掏钱点配合一下，鼓励甚至诱惑他们买烟。如此左右逢源，既堵了民众要求控烟的舆论，又挣了烟民手里的钱。“最严”控烟一旦遭遇政企不分，反而成了烟草业装点门面的旗号，成为摸着石头不过河的借口。

　　

简而言之，主导控烟者却是控烟的最大阻力，他们制造了一个畸形的垄断市场，为保证利润和税收，限制烟民的同时又保护他们，像极了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毫无疑问，这也是种种“最严”控烟手段都针对烟民而非烟草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一边制定规则一边控制市场，根本不把民众为烟草付出的健康等社会代价当回事儿，更何谈补偿。 [详细]

就算号称“史上最严禁烟令”的行政之手与经济策略联姻，我想这还不够。至少还有一点要认清并唤醒，即受害者抵制吸烟的“主体意识”。禁烟控烟最主要的意义是确保非吸烟者的权益，那么，对这些没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权益维护，就需要形成一种受吸烟影响者或“吸二手烟者”为主体的维权意识，而非绝对地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或一味被动等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利救济。事实上很遗憾的是，当前对受吸烟危害群体的权利救济几乎也是一片真空。

　　

换言之，政府部门不仅仅要制定控烟条例，更要从从制度与法律上，充分给予民众自主自觉抵制时免受伤害。可以肯定地说，以前各地一个个“最严禁烟令”无效，除了因为这些禁烟令独孤一身，没有形成行政、经济、法律等各手段相结合的系统性支撑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公开抵制吸烟的行为成本太高，最严禁令的“严”与广大受吸烟影响者自主的权利无关。[详细]

既肯定控烟要从源头上控制，认为罚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对减少卷烟的生产态度纠结暧昧，这也许是地方政府的真实写照。利益的纠缠成为中国控烟的最大问题。很难想象，中国的控烟履约机构是烟草专卖局，壮士断臂的勇气不是谁都有的，所以你看，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清晰、画面较大的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尽管民间的呼吁已经好多年！

　　

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导致控烟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控烟要先形成积极地控烟氛围当然没有错，但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烟瘾不同于毒瘾，戒烟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和毅力，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减少烟草的销售不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控烟首先要做的是打破烟草的利益绑架，只有先打破了这种固化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烟草的生产，严防烟草进口，再辅之以控烟宣传，加大处罚，如此，才有可能逐步控制烟民数量，助国民养成健康的习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