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出头即被任命为副县长的刘涛，本有着似锦的前程。然而他却在事业的上升期毅然放弃了仕途，回乡当起了农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近乎疯狂”的决定，许多人傻了眼。

 

慈祥的母亲听到消息，一转身，竟然泪如雨下。父亲的愤怒、朋友的劝阻，也给了刘涛不小压力。毕竟老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一任，倘若不能够风风光光衣锦还乡，反而中途折戟，回家干起“卖红薯”的行当，总归要给人们留下疑问和感叹。

 

疑问何来？感叹何生？无非是深根难移的基本观念：“官本位”思想。

 

普通人看来，当了副县长，大小是个父母官，即便无力造福一方百姓，但福禄起码可享。而官职似乎更像一把标尺，丈量着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再者，如今的官相较于其他职业仍是只“金饭碗”，打不坏摔不碎，竟有人主动抛却，岂不可惜？好不容易跳出农家进入仕途，如今却又一脚迈了回来，如此不划算的买卖，不是“傻”又是什么？[详细]

其实，官员辞职正成为“新常态”，而很多官员决定辞官时，都有大致相同的境遇。

 

原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官，亦被其长辈们看作是“晴天霹雳”，阻力委实不小，为此，他只能选择“微笑着沉默”。85后美女副局长黄燕辞职找工作，最终落户高校；菏泽副市长张毓华挂冠而去，跳槽深圳某保险公司……

 

去年就有广州的媒体曾统计，仅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的3年间，广州就有29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下海”。2013年9月到11月间，同样也有三名广州明星官员辞职从商。

 

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官员选择“走为上策”？

 

无非官场生态的转变。如今当官的难度越来越大，不再像从前那样光有权利而无责任和义务了，尤其最近几年随着市场的逐渐规范，政府审批权限的逐步萎缩，当官的“甜头”可谓越来越小了。随之而来的是为官者为民做事的压力，规范自身党纪、政纪作风的压力，于是这些官员萌生了辞官的念头。

 

当然，这些离开的人中，不乏有“捞够了”就跑者，但也不能因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于官场辞职者来说，告别官场一定是他们思虑良久的选择，换一种生活方式，换一种拼搏模式，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何不可？无论是去创业，还是去打工，或者回归学术，只要是合法劳动，都理应得到社会尊重。[详细]

“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面对老家大量抛荒的田地，面对依然贫穷的父老乡亲，刘涛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无论是选择辞官再创业，还是继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行途径。

 

当今时代，成功的标志不止一种，人们的追求、选择、心态、观念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有人想做官，在造福一方中实现价值；有人想经商，在创造财富中展现自我；有人搞科研，在科技创新中搏击人生。毎一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去选择适合个人发展的职业，不再只盯上公务员所谓的“铁饭碗”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高学历或精通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员，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多为社会创富，而不是削尖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钻，争抢所谓的“铁饭碗”，一味求安求稳，实在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副县长辞官引起热议是“物依稀为奇”，因为少，所以才好奇，所以才会热烈的议论，如果经常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周慧辞去公职时说的，“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社会不应另眼相看。

 

太多的优秀人才奔公务员这个职业而去，这其实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如果优秀人才集中在公务员队伍中，而不是集聚在企业中，国家的经济就缺少活力，发展也会受到影响。要增加优秀人才的流动性，使优秀人才更多地流向企业，就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创造相应的机制。这就需要，其一，公务员工作要变得透明，包括薪水和福利；其二，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

 

公务员队伍本就应该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促进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当公务员在中国成为一种正常的中等职业，社会活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候，副县长辞官就不再是吸引眼球的新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