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元（重庆大学）

据《新京报》11月29日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0月以来，野猪出没事件已超过10起，造成7人伤亡。最近的一起发生在11月24日的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一头野猪闯入村民家中，顶撞撕咬老人致其身亡。

野猪闯入人类居住区的事件频发，这不仅对群众的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更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不断增多的野猪伤人事件背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矛盾，亟需寻找有效的解决之道。

野猪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人类活动的扩张。近年来，我国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导致野猪的生存环境不断扩大。随着野猪天敌数量的减少和栖息地的增加，野猪数量激增。但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范围并未缩小，反而随着乡村城镇的发展不断扩大。在有限的自然空间中，野猪频繁进入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人与野猪相遇已成为必然。

针对野猪的管理，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已开始采取行动。例如，南京在紫金山开展了野猪种群调控，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但也暴露出猎捕调控效果差、被捕野猪处理不当等问题。这些尝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野猪隐患，但如何科学、人道地处理野猪问题，以及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人类安全，仍然是待解的难题。

例如，国家林草局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全面加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中提到：“要积极推广规范化笼捕、网捕、围栏诱捕等种群调控手段，并由专业培训机构和组织加强培训考核。”方案允许专业人士使用猎笼、猎枪等方式处理野猪，但许多操作成本较高，加之相关部门的补贴力度不足，捕猎队的工作推进受限。此外，野猪虽可养殖，但作为法律规定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不允许食用，也就难以形成持续的捕猎队伍。

当前，更细致且有效的种群控制措施亟待提出。野猪已成为世界多个国家头疼的问题，我们不妨借鉴其他国家在野猪控制方面的经验：美国允许狩猎并食用野猪，但禁止野猪交易。这一做法既能避免破坏生态平衡的牟利性大规模捕猎，又能有效控制野猪种群。欧盟则有完善的法律规定和科学的猎捕计划，对猎人的操作也有具体规范。这些经验提示我们，在生态保护与野猪猎杀方面的法律规定上，当前的政策应进行审时度势的调整。

此外，在现有野生动物利用政策的框架下，有关部门应加强科技手段的支撑与应用，将私人猎杀与政府处理协同起来，鼓励对野猪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降低防控成本。对于个体而言，提升野生动物的认知与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在面对野猪等大型野生动物时，普通人应保持冷静，迅速寻找安全地点躲避，避免与其直接冲突。个人的安全意识是保护自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自我防范也是最重要的防范。最后，政府可通过建立野生动物致害救助责任保险等机制，减轻因野生动物伤害造成的损失。

面对野猪伤人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战事”思维将其理解为人与自然的零和博弈。野猪伤人的偶然性背后，蕴含着自然恢复与种群规范工作缺位的必然性。正视生态工作中的不足，采取综合措施，兼顾保护野生动物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是人与野猪和谐共处的正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