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近日，朋友圈先后被两篇文章刷屏，先有人大毕业生的《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后有复旦女生樊悦书的《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两篇文章一经发出，阅读量均迅速突破十万，后者更是引发大量评论和转发。

　　由于上述文章都出自国内名校学生之手，其中表现出的自卑、焦虑和失衡感，迅速戳中众人的痛点，在朋友圈中掀起一股“鸡汤”潮。随之而来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不少人指责名校学生“秀优越”、脆弱、虚荣，“我考得很差，可还是上了哈佛”成为一大讽刺。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教育考试制度拿到一张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并不等于得到一张进入精英阶层的“入场券”。城市中下层和农村家庭的孩子进入名校后，更多感受到的并非“同一起跑线”的公平感，而是名校环境中更为明显的相对剥夺感。在一定程度上，985、211高校学生的集体性焦虑，反映了当前社会阶层固化之痛。

　　在樊的文章中，从初中时期学习好、家境不差、在课桌上写“我是天才”，到进入衡水中学后考全校800名、穿一身乔丹、不懂海德格尔，她开始自卑，“引以为豪的东西全碎了”；进入复旦后，她发现“光考了好大学是没用的”，“再努力也买不起上海的一套房子，上海土著的同学家里都有两套了”，最终樊同学得出结论——“一个人达到的高度，不是看他现在的高度，是看他在原来的高度上又前进了多少。”

　　对于该文的观点，批评的人不少，更多的则是广泛的共鸣，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等一众名校的学生纷纷表示深有体会，热门评论的点赞数达到2.3万之多。姑且不论该文的观点是否正确，仅看众人的反应，便可以知道这种焦虑感绝非个例。

　　在很多人眼中，高考制度是向上层流动为数不多的通道之一，也是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村家庭的希望。事实上，樊的经历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代表性——家境不算太差，到重点中学读书，奋发努力考入一所985高校，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当“樊悦书们”从家乡来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时，缺少家庭背景支撑、没有任何人脉、情商见识令人着急，甚至成绩上的优越感也消失殆尽，无不构成其自卑感的主要来源。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贴——“‘在中国，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唯一方式就是读书’正确吗？”名为“涅沙Chaos”的网友留言道——“上策投胎，中策婚姻，下策读书”，一语道破“寒门子弟”对阶层固化的无奈。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连续性，其内容往往取决于父母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程度和权力状况。而在现实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常常达成一种合谋，通过家庭教育的差异性、制度的不公平、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证书制度的权威性，有优势文化资本的人持续处于上层，劣势文化资本的人持续处于下层。对一个生长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来说，权力、金钱的庇护和勾结往往成为其向上流动的“拦路虎”。难怪人大毕业生只能在文中戏谑自己的父老乡亲“煞有介事地竖起大拇指：‘人大好啊，比政协牛’”了。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从近三十年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支撑，通过努力学习成为社会精英的人不在少数。随着近年来社会格局趋于稳定，权力、金钱、文化资源进一步集中，社会阶层流动逐渐放缓。纵使是名校毕业生也难以找到突破口，这对人才上升的积极性造成不小的冲击。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已经发现，“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时至今日，社会范围内“富二代”“官二代”“农民工二代”等对特定群体的称呼盛行，“富三代”“贫三代”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阶层固化正成为985高校学生之痛，亦成为整个社会之痛。指责名校学生不知上进、爱慕虚荣，当然比畅通社会流通渠道容易得多。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让“能力”回归阶层流动的本位，才是重中之重。

　　文/李林蔚（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