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吕锡琛)

　　在社会转型、信息量猛增、竞争激烈的当代中国，心理失衡、意义失落、焦虑、浮躁等负面心理不时在困扰着国人。如何获得人生的意义，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心理健康？这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遭遇故国败亡的大祸且身处穷乡僻壤的船山先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力挽狂澜，立志“纠风俗、正人心”，致力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千秋大业，呕心沥血，艰苦卓绝，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本文试图运用在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意义治疗学理论来阐发船山思想的心理治疗价值，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中华文化中这一宝贵资源的关注，努力建构为现代人可理解、可操作的儒家意义疗法、道家意义疗法等中国本土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理论和方法。
　　
　　一
　　
　　意义治疗学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在20世纪４０年代所创立的心理治疗理论。在人们感到精神空虚、意义失落的西方现代社会，这一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弗兰克的代表作《意义的追寻》一书被列为美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被译成24种文字出版，它支撑和挽救了众多处于人生困境和精神迷惘中的人。
　　
　　意义治疗旨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将人生信念和价值论引入了心理治疗，将心理治疗建立在精神层面的价值感的获得之上，认为心理医生要帮患者克服不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从精神概念来进行心理治疗。这样，就从一般的心理治疗发展到意义治疗。弗兰克一方面驳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所倡导的以性欲满足为主要追求的"快乐意志"，另一方面批判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强调的"权力意志"，而认为追求意义的意志是人的基本动机。其认为，人是具有内在意义的精神存在物，每个人皆具有探求种种真善美价值的人生意义的意志，这是一个健康人的精神支柱。人生是一种任务和使命，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势必沦入一种存在的空虚，他称之为"意向性精神病"或“存在性精神官能症”。弗兰克上述理论揭示了作为人生意义核心的价值观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侧重从精神向度开展治疗，也启示我们认识道德修养与心理治疗的密切联系。实际上，不少心理疾病实际上是一种道德问题与心理问题交相缠绕而产生的综合并发症，很多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多与道德扭曲和价值观的偏差有密切关系；而贪污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等不仅是道德缺失，同时也是心理疾病。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学科间的互动，将心理调治与道德调治相结合，需要从心理的向度和精神的向度进行综合调整和治疗，才能相互促进，提高疗效。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意义治疗这一名词，但中国先贤重视对真善美追求，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讲求安身立命之学，与意义治疗的思路和理论多有相通之处，正如台湾学者尉迟淦先生所说，“儒释道三家“都能满足意义治疗学对精神层面或神学层面的要求”。王船山作为融通儒释道三家的一代大儒，正是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先贤的生命智慧，他将个人的生命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以天下为己任，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历程中凸显出穿越时空的人生意义，在“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的人生理想中理性地安顿身心。从意义治疗的视角来看，船山的理论和人生经历正体现出一种中国式意义治疗。在船山这里，人生信念和责任意识发挥着重要的心理保健作用，让他在极度的逆境、困境之中拥有坚强立世的精神支撑，虽然殚精竭虑发奋著述，但却依然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寿星，这些不争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船山式意义治疗的显著功效。梳理其中的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智慧，必将为陷入精神空虚、意义失落的现代人类提供养德、安神和健心之方。
　　
　　二
　　
　　强调承担责任是意义治疗的核心主张。弗兰克将具有负责的精神视为人之异于禽兽的重要特性，他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人的这种不完满性同时也构成了他的惟一性。每个个体都是不可重复、不可取代的，各自皆具有独特的价值，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必须承担责任，这构成了生命意义的基本要素。
　　
　　船山正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身处“天崩地解”、故国败亡的明清之际，他仍然努力彰显士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他疾呼：“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作为手无寸权、寸铁的一介书生，虽然无法在政治上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应当匡维世教、救君之失，总结教训，维护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命脉，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使命。他认识到，国家的兴亡并非全由帝王个人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的人心和世风所决定。他说：“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将治乱安危系于君主一人，不致力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风俗的端正，必将导致社会人伦秩序的混乱，王朝的败亡终不可免。但只要民族的文化命脉尚存，一家一姓的败亡尚有复兴之望。因此，致力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乃是振兴民族的首要之务。
　　
　　正是认识到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王船山置疑“唯君相可以造命”的观点，认为士人虽然“权藉”不如君相，但并非不能在历史进程中有所作为。他指出：“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士人应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和提升，静以待时，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能“莫不有造”，有所作为。
　　
　　这种铁肩担道义的道德精神和责任意识，让船山获得了一种处变不惊的心理调控能力，这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周易内传》中，他说：
　　
　　“君子之处乱世，阴邪方长，未尝不欲相忮害，而静正刚严，彼且无从施其干犯而瞻仰之，乃以爱身而爱道，盖亦若此。威德在己而不在物，存仁存礼，而不忧横逆之至，率其素履，非以避祸而邀福，而远耻远辱之道存焉矣。”“自修其身，内省不疚，斯以退不狎于不顺，进不迫于违时，其时庶几矣。”在这里，船山给出了乱世的自处之道。当此险恶环境，道义之士可能遇到各种危难和迫害，但却依然保持人格的尊严和道德操守，“静正刚严”，“率其素履“，“自修其身”，“存仁存礼，而不忧横逆之至”，这并非强求“避祸而邀福”，却不失为一种“远耻远辱之道”。
　　
　　船山进一步认识到，持守道义，必会让人拥有心安神泰的坦荡心理：“义明而推行之无所挠止，或屈或伸，无非理矣。时有否泰而身安，恒一于义，而心日广，德日润矣”；“义已明，则推而行之不括（括，收也，滞也），无所挠止。用利身安，则心亦安于理而不乱，故吉凶生死百变而心恒泰。”义乃事之宜，行所当行，为所当为，尽责尽力，莫之能止，这种承担责任的意识会让人获得一种无比的勇气，更使人获得超越“吉凶生死百变而心恒泰”的心理调控能力。相反，“如其行义不果”，不能勇敢地承担责任，则“虽欲养其心以静正”，但却会陷入“忧惑相扰、善恶与吉凶交争于胸中”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失衡状态，故不能安养身心，“未有能养者也”。
　　
　　船山的以上话语清楚地阐明了持守道义与身心康泰的密切联系：“正其义则协乎神之理，凝神专气以守吾心之义，动存静养一于此，则存神以顺化，皆有实之可守，而知几合神，化无不顺。”行道德之宜（“正其义”）则合于心之本体之理，而“凝神专气”的心理调控方法和能力亦能有助于持守道德（“守吾心之义”）。一个“恒一于义”的人无论面临何种祸福否泰等变化，皆能够泰然处之，“吉凶生死百变而心恒泰”，“身安”、“心日广，德日润”。
　　
　　船山这些认识是不仅是他个人的生活体验，而且具有科学依据。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具有追求和充满意义的生活方式会全面地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水平和生活满意程度，并促进身心健康，提高恢复力，提升自尊，减少忧郁。
　　
　　船山的主张值得今人细细体味。人是社会的动物，无时无刻不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每个人都担负着作为不同社会角色所应当履行的各种责任。正是在持守道义，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人的生命才获得了不虚此生的意义，才发现和彰显出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获得心灵的充实，感受到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只有在体悟到自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人生也才能获得更多战胜艰难困苦的力量，激发出更大的勇气和潜能。人生不能没有责任。这种责任之“重”让生命具有了应有的份量，否则，就会如同天上的浮云，随时可能随风飘走。
　　
　　三
　　
　　弗兰克认为，具有“选择的自由”是人之异于禽兽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任何艰难的处境下，人都能够决定自己在精神上和心灵上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以自己在纳粹死亡营的亲身经历，实践和证实了这种选择的自由对于保持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他当时身处牢笼，在客观环境上完全受制于人，但自我意识却是独立的、超脱于肉体束缚之外。在剌激与反应之间，他发现自己还有选择如何反应的自由与能力，可以选择适合的心态应对生活的挑战。他运用“自我脱离”的精神超越法将自己从“环绕我们的灾难中脱离出来，化身其外而观之”
　　
　　这里所说的“选择的自由”，正是体现出人类的精神自由对于外在环境的超越，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有力精神武器。船山正是充满了这种追求精神的自由、不为外在环境所动的风骨。在他的晚年著作《张子正蒙注》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倾向。他说：“外利内养，身心率循乎义，逮其熟也，物不能迁，形不能累，唯神与理合而与天为一矣。故君子欲穷神而索之于虚，欲知化而不臆测其变，惟一于精义而已。”“贞观立而天地万物之变不忧不逆；行法以俟命，随时皆有必中之节，放义以行而不括。这就是说，能够做到“身心率循乎义”，“放义以行”，持守道德原则、担当道德责任，就能不为外在环境所束缚，尽管遭遇天地万物之变却能“不忧不逆”，而达到安时处顺、宠辱不惊的境界，这正是充分体现出弗兰克所说的人之为人的“选择的自由”。
　　
　　船山通过注释张载“徇物丧心”一段话阐发了人为外物所累的危害。文中说：“心本神之舍也，驰神外徇，以从小体而趋合于外物，则神去心而心丧其主。”
　　
　　在此基础上，他又接着论述了达到“物不能迁”之境界的方法。他说：“君子自存其仁，不为境迁，则物不能累己，而己亦不致为物之累，则因物之利而利之而已。若沾沾然以为恩于物为功，则必需势位以行爱而爱穷。”“上达于天，屈伸之理合一，而不疑时位之不齐，皆天理之自然，富贵厚吾生，贫贱玉吾成，何怨乎！治己则去物之累，以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心爱人，不见人之可尤矣。”船山进一步论述道：“知道者凝心之灵以存神，不溢喜，不迁怒，外物之顺逆，如其分以应之，乃不留滞以为心累，则物过吾前而吾已化之，性命之理不失而神恒为主。”这里所说的“凝心之灵以存神”实际上又融会了道家安时处顺和致虚守静、养心、存神等心理调节和修炼方法，故有助于更为有效地提升心理调节能力。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船山的人生正是践行“身心率循乎义”，“物不能迁，形不能累”的典范，他虽然处境艰难，但却能够燕处超然，“不使其心有须臾之外驰”，不因环境的恶劣而放弃理想，丧失自我，改易操节，因而实现了“求精于义，则即此以达天德”的人生理想。
　　
　　四
　　
　　物不能迁，无遇不安表现出行为主体不受外在环境影响以及对于环境的超越，但这主要还不是由行为主体所发动的主动行为或心态。而船山在安身立命问题上更追求由行为主体自身发动起来的“自有其乐”积极心态。他认为，只有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和精神提升的价值取向，才能超越外在名利和感官享乐，自作主宰，无不自得，无往不乐。从意义治疗的角度来看，这种淡薄名利的主张正是保持健康心理、获得生命意义的智慧。弗兰克指出，试图依赖外物或世俗的荣誉来建立生命的意义是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因此，他强调，从精神层面上升华自己的意志和态度，这是获得人生意义，排遣负面心理、缓解心理疾患的重要途径。
　　
　　身处艰难困苦之中，船山却始终洋溢着修养道德、提升精神而自得其乐的豪迈气概。在《张子正蒙注》中，他围绕张载关于贤者和圣者之别等论述进一步阐发“自有其乐”的主张。他说：贤者只是“不以荣利失自守之道，克己之事也。审其宜而进退，行法之事。”因此“贤者未免于忧，自克而己”。而圣者则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自有其乐，进退屈伸因时而不累其心，皆得其中，允为行藏之法”。也就是说，贤者只是能够约束自己，而圣者则具有了更多的道德自由和精神自由，他已经达到了“心纯乎道”的境界，为人处事已经能够合乎天地规律，故能“乐以忘忧”，而无被迫和强制之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圣人“心纯乎道”，故能体察事物变化之几，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知几则速，速则纯乎清矣。故曰：知几其之神乎。”
　　
　　圣人虽然心忧天下，但不会陷于一己之伤愁抑郁，闷闷不乐。因为他能洞察大道的运行规律，懂得审察时势，坚信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故圣人有着更为高超的心理调控能力：“圣人乐天，虽忧世而不以为闷”。船山对圣人显然更为推崇。他通过训解《论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话语，进一步描画圣人“处困穷而无不自得”的心态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有天下而若固有之，处困穷而无不自得”。
　　
　　在这里，王船山涉及宋明以来理学家十分关注的“孔颜之乐”话题。“孔颜之乐”源自《论语》中《雍也》篇和《述而》篇：孔子自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又称赞颜回虽然“箪瓢陋巷”，在“人不堪其忧”的环境中却“不改其乐”。何能如此，所乐为何？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周敦颐，由此而引起理学家的热烈讨论。他们的答案各有千秋，如：与“诚”一体之乐、“仁者与物同体”之乐、“纯粹天理”之乐、“理”、“事”合一之乐、“良知”“本体”之乐等，而获得“孔颜之乐”又有多种方法，如：“无欲”与静悟、“识仁”与“诚敬”、“礼复仁至”“格物穷理”与“居敬涵养”、“顺适我心”，“率性而为”等等。船山虽有承袭前人之处，但更有发人之所未发。
　　
　　他说：“盖有其乐存焉。此其心体之安于仁而顺于天，有不可名言者；而以情言之，则谓之乐。夫子欲以示人，而托之境遇以自言曰：夫人亦安往而不有其乐焉者在乎？以今言之，饭疏食可也，饮水可也，无求饱也；曲肱而枕之可也，无求安也。即此想之，乐亦在其中矣。天不我违，而何不适？物皆我备，而何不遂？心之自得，而何自逆吾心？道之不远，而何所疑于道？诚乐矣。”按照普通心理学的说法，快乐是对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虽然可以是多层次的，但大多数脱离不了对某种特定对象的依赖。而船山却认为，那种与道相合（“道之不远”）而产生的“乐”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外物的获得。同时，这种“乐”并非是船山刻意追求的目标，而仅仅只是“安于仁而顺于天”的道德修养活动的附产品，换言之，这是一种不求“乐”而“乐亦在其中”的自然而然的精神充实感；这种“乐”也绝非个人感官层面的快乐，而是充满仁爱精神、顺应天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尽心竭力地奋斗而产生的心安理得、自我肯定的自豪心理，是一种天人合一、“道之不远”的精神愉悦。因此，在船山看来，孔、颜之乐固然可从情感的层面称之为“乐”（“以情言之则谓之乐”），但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动因和内涵。
　　
　　这一看法与弗兰克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弗兰克反对“快乐是所有奋斗的最终目标”的看法，他引述康德的观点说，“快乐并不是人们所渴望与奋斗的目标，而仅是实现这些目标后的副产品”他在进行一系列理论和实际案例分析之后总结说：“一个人愈是急于想获得快乐，反而断绝了自己走向快乐的路径，因为以快乐作为目标的奋斗和努力终究是无效的”因此，意义治疗法提出了独特的缓解心理问题、获得生命的意义的途径：通过完成创造性的工作，实现“创造性价值”；通过经验世界上所有的真、善、美，实现“经验的价值”，等等。而且，这一理论还强调，人们要想获得存在的终极意义，就必须一定意义上"忘掉"自己，停止消极的自我探索，去积极探索人生的意义，从而获得人性的解放，超越自我。弗兰克强调，在忘我的状态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获得人生的意义，他称之为“人存在的自我超越”。
　　
　　纵观当今之世，不少人存在着郁闷、焦虑、浮躁、失落等负面心理，个中缘由，多为外物所牵、所役、所累而引发。因此，重温船山“凝神专气以守吾心之义”、“物不能迁”、“安仁顺天”等智慧，淡化对外物的过分营求，将外求之心转向内在精神的提升，超越小我的狭隘视野，必将有助于缓解上述负面心理，养成神闲气定、宽仁平和的豁达胸怀，感受人生的美好与意义。进一步发掘船山经历亲践实履而阐发和总结的安身立命智慧，将其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相结合，不仅能为中国人的心理保健、心理治疗提供营养，促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将为全人类的健心疗心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本文为本文为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传统伦理智慧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子课题；中南大学教师研究基金“传统哲学的应用与文化强国建设研究”项目的子课题。）
　　
　　（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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