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玉德)

　　抗战时期，国家多难，学校内迁，钱基博等学者辗转来到湖南的蓝田，创办了国立师范学院。在这个学院中，钱基博是一位非常有声望的，也是非常有学问的，非常负责任的教授。身在湖南，钱基博迅速把注意力放在湖南的文化上，审视与研究湖南学术思想，到校不久就为学生作了一场《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报告，从屈原、周敦颐讲到李东阳、王夫之，从曾国藩、罗泽南讲到郭嵩涛、谭嗣同。在此基础上，钱基博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
　　
　　由《近百年湖南学风》，笔者注意到：钱基博非常推崇王夫之的为人与学识。他以王夫之为榜样，塑造自己的形象，走完刚直不阿的一生。钱基博在谈论王夫之的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学术立场与人生价值取向。“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钱基博通过宣传王夫之，希望蓝田国师的大学生们，特别是湖南籍的学生们，向王夫之学习，做新时代的王夫之。“凡我共学，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忝于前人，岂徒一校之私以为幸，国家景命，有利赖焉。”
　　
　　一、王夫之的两个特点
　　
　　钱基博把王夫之称作湖南开风气的人物，他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说：湖南历史上，能够“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宋代的周敦颐，一个是明代的王夫之。这两个圣贤级的人物有所不同，“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钱基博用比较的方法，概括了王夫之人生的两个特点：
　　
　　1．“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在艰难时世，践行了《周易》中“遁世无闷”的精神。“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所谓的“屯世”，典出屯卦。
　　
　　众所周知，王夫之在明亡后在衡阳举兵抗清，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在石船山下潜心治学。钱基博描述说：王夫之“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既一仗桂王，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失意中的王夫之在深山之中矢志于国学，不畏条件艰苦，做了一场大学问。正如钱基博陈述的：“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周敦颐光风霁月，饮人以和；夫之则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则历劫勿渝，厉世磨钝之节坚。”
　　
　　钱基博感叹地说：“翘企高风，诗不云乎：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有士人的气节，特立独行的情操。“清盗诸夏而抚定之，搜访隐逸。次第登进。虽顾炎武、李颙之艰贞，而征聘不绝于庐，独夫之深閟固藏，邈焉无与。”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余论》再一次肯定了王夫之“槁饿荒谷，志行坚卓”的精神，但又说王夫之“执德不宏”。“执德不宏”是什么意思？待考。
　　
　　2．“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
　　
　　（1）王夫之的“人极”之学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是坚守的孔孟正道，以仁与礼为本。“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而外之莫急于礼。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
　　
　　钱基博探讨了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认为“其学出于宋儒张载，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其学以仁为宗，以礼为体，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夫之则注《正蒙》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为《礼记章句》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
　　
　　（2）王夫之的“苦学”
　　
　　钱基博注意到王夫之的身上不仅没有旧式“党人”的习气，而且讨厌“党人”的空谈，批评“党人”的攻伐，而坚持走自己的学术道路。“，目睹是时朝政，刻覈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日寻于恩怨；发而为文章，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用是其身长遁，其名翳寂。”这方面，王夫之正是钱基博的榜样。钱基博一生不拉帮结派，不树山头，不喜欢高谈阔论。
　　
　　以上两个特点，钱基博归纳为“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上述第一个特点，“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最能体现“有坚强不磨之志节”；第二个特点，“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最能体现“有独立自由之思想”。
　　
　　二、“绍休前人”的两个方面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的精神有很大的人文价值。“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儒夫有立志”，这句话好理解，读书人应当效仿王夫之，立圣贤志。如何现解“顽夫廉”？
　　
　　钱基博提出，湖南有王夫之，不仅仅应当作自豪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应当“绍休前人”。如何“绍休前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夫之以后，清代以来湖南精英的表现；二是时值抗战，抗战中的湖南人应当如何表现，这方面钱基博做出榜样。
　　
　　1．清代以来的“绍休”
　　
　　钱基博对清代以来的“绍休”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降而晚近，世变亦益亟矣！百年以还，欧化东渐。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君子以独立不惧。而习尚之所蒸，抑有开以必先。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郭嵩煮、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谭嗣同》一篇中，钱基博记载谭嗣同受到王夫之的影响，并继续了王学。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俶闻张载之深思果力，而发之以王夫之之精义，幡然改图，于是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他在《三十自纪》，谈到的《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王志》是年轻时未完成的手稿。谭嗣同为学，专主《船山遗书》，敬奉王夫之，赞同气说思想，喜谈名理，推崇王夫之，在《仁学》卷上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2．抗战时期的“绍休”
　　
　　钱基博勉励自己，要坚持学术，接地气，以湖南的先贤为动力。于是，他“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而行毋绳以求备”，“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
　　
　　钱基博认为学者应当有时代的担当精神，应当比先贤做得更好。过去，罗泽南在湖南教学生，成果斐然。今天，我们这些学人，用国家的钱，教许多学生，应当比罗泽南做得更好。他《导言》的结尾说：“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而其弟子王錱、李氏续宾、续宜兄弟，杀敌致果，卓有树立。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廪，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党好为之耳。尚乃勖哉，毋陨越以遗前人羞。”
　　
　　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治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钱基博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撰写了《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周易为忧患之学》等文章。1939年应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讲述《孙子兵法》，意气风发，鼓舞人心。稍后成《孙子章句训义》。1944年长沙失守，日寇长入腹地，兵临城下，师范学院奉命西迁溆浦，而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当时驻守湘西的王耀武将军闻讯，驰书先生，劝其后撤，而先生不为所动，自谓“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又云：“我留此岂能真有造于一方，不过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无负余生而已矣。”足见先生之欲以身殉国，决非逞一时之意气，盖其素所蓄积者如是。其后湘西雪峰山之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而此番之举，却是先生生命史上最见肝胆最具精神之一页。
　　
　　钱基博在蓝田国师多次演讲，谈论王夫之，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当时的轻年教师张舜徽也在蓝田工作，也对王夫之产生了无比敬重的感情。张舜徽也研究王夫之，撰写了相关的论文，如《论王夫之的博大治学气象》，并且以王夫之为楷模，做有气象的学者。
　　
　　此外，钱基博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较为推崇。他认为11-14岁的学生了解史部类经典，应读此书。他建议“王船山《读通鉴论》，每一篇未授之先，可先使检《通鉴本事》，各抒所见，然后授以王氏之论。看其是异是同？如异，则使之申论已见，辟去王论而札记之。如此，必能有所悟入也。”
　　
　　由于钱基博与王夫之的治学方向有较大区别，所以，钱基博研读王夫之的书不多，钱书中也较少引用王文。因此，《近百年湖南学风》是了解钱基博笔下王夫之的重要文章，值得我们注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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