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国人，在历史观上，玻璃心。他们容不得那种与他们从历史教科书以及语文书上学来的历史知识不符的观点。比如，你若讲岳飞对他的儿子太严苛了，同样的战功，别人可升官他儿子的他硬是辞掉，这是岳飞有沽名钓誉的想法——尽管，这种说法的资料来源，乃是《宋史》——尽管，他们没有读过哪怕一页的《宋史》——但他们必骂你是汉奸，说你是要挖掉中华民族的魂，如此之类——他们绝不愿接受新的思考。

 

名不见经传的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尽管前面带着个中国俩字——凭什么代表“国人”、“全国观众”？凭什么认为《木兰从军》这十三分钟的小品，严重伤害了国人的感情，应该向全国观众道歉？说句实话，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就只能代表自己中心那一票人，连“木兰家乡”（姑且认为真有这么个人而非仅仅是文学创作吧，毕竟，孙猴子的故乡，都被争来抢去）的人都代表不了。“代表”二字，确实用起来很爽，但岂可滥用？[详细]

花木兰的故事确实古今流传，她的事迹被电影、电视剧、歌舞豫剧等多种文艺作品所表现，影响很大。花木兰作为一个女子，替父从军，并且从残酷的战争中侥幸活下来，从巾帼不让须眉和尽孝道的角度是值得赞扬的，据说还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但是，如果说花木兰代父从军是“击败入侵民族的中国古代巾帼英雄”，是“忠孝节义”的典范，那就显得牵强了。

 

这样的好女儿为什么要承担那样残酷的战争，为什么对那样凶恶的“可汗”逆来顺受？花木兰故事背后真实社会历史背景是不应该有意模糊的。有意模糊残酷的社会历史背景，给花木兰戴上“忠孝节义”的英雄帽子来加以宣扬，实际上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为驱使人民上战场厮杀的野蛮统治者涂脂抹粉。

　　

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来看，花木兰的故事并不是一幕喜剧，而是一场历史的悲剧。花木兰的形象表面上是巾帼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战争受害者，一个被利用者。拿花木兰来恶搞当然不好，但把她视为民族英雄来加以宣扬和维护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媒体批评应该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讲究分寸，以理服人。[详细]

如今事件已转入第二阶段，毫无悬念地，木兰故里们出场了。

 

花木兰的故事流传广远，已被列入千古英雄谱。但她究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后人附会的历史传说，本来就难有定论。我们且假定其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从《木兰辞》中的有些句子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俗、地理环境来判断，说花木兰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子，这个定位大致是不错的。

　　

假定花木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木兰故里永远只能有一个。那么多的木兰故里中，假定有一个是真的，那么其他一些地方是不是瞎起哄呢？从“恶搞花木兰”的性质和程度上分析，

　　

如果说贾玲及相关主创人员，在喜剧中将花木兰塑造成贪吃怕死的形象，令观众不满，受到了歪曲历史的批评，被视为“恶搞花木兰”的话，那么，一些地方争抢木兰故里，别有用心故意扰乱视听，像抢项目抢资源抢资金一样争抢木兰故里的名头，又算不算歪曲历史？其危害性恐怕远比贾玲的喜剧要大得多吧。[详细]

按这个标准推论，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后妃，以及传奇话本小说戏剧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陈圆圆，携手佛教济公道教三清，都会男默女泪，然后高喊“向我道歉”。美国总统更会无语凝噎，让好莱坞那帮人“谢罪”也难解心头恨。部分民众对喜剧的容忍尺度，竟然比饱受诟病的审查机构还促狭、敏感，简直是“文化碰瓷”。如此一来，戏剧等文化艺术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程式化演出，成为新时代的样板戏。

 

　抛开虚构与否、民族性别等问题，喜剧等文化艺术之所以被当成情感的重要载体，就在于它们将现实生活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变形，让民众感受“艺术的真实”。花木兰在文字里“将军百战死”，和在舞台上“花痴嘴馋”，前者抽象后者解构，区别只是夸张和变形的程度不同。这个协会那个代表声讨或绥靖贾玲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借机营销，扩大名声，抢夺故里，无论用什么搭台，都是为了经济唱戏。成为社会事件的喜剧，沾染了闹剧的色彩。

　　

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