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1895-1963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算得上是最早运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入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他关于船山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可谓是创见卓识，自成一家，代表了船山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船山学开辟了新路径，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纵观嵇文甫的学术生涯，可知船山学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曾说:“窃自回想，自十七八岁即接触到船山的著述，几十年来，思想上一直受其影响。”关于自己的治学兴趣他也曾明确地说：“余近年所蕲向者孙夏峰、王船山、全谢山三人也，盖立身夏峰，持论宗船山，学问门径则出入浙东诸老，而尤近谢山。夏峰平实，船山邃实，谢山淹贯，三者兼修，其庶几乎！”可见王船山及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自1920年发表《王船山的人道主义》起，他就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船山学的博大精深和深邃意义，此后四十多年里他对研究船山学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收获颇多，及至晚年，他一生所著关于船山学术思想研究的文章多达几十篇，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王船山的人道主义、民族思想、阶级立场、学术渊源、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许多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他早年的船山学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前的著述为主，嵇文辅早期船山学研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第一、嵇文甫研究船山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首开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船山学的先河。以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成为嵇文甫治学的主要方法。嵇文辅强调“各时代思想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构成形式之不同。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就不能专着眼在当时思想转变的本身上，也不能仅归到一时政治现象上；我们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找出当时思想变动的真正根源。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社会史、生活史，来研究思想史。”在对船山学的研究中嵇文甫始终贯穿了这一治学方式，他将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置于通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中，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动态地看待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内容和变化。他认为“十七世纪思想变动是由明中叶以降种种社会条件所形成，是当时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反映”，而王船山则是这场自救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之一，“船山的确有很多光辉的开明进步的思想，但总归是一个地主思想家在那个已经腐烂透顶的，阶级矛盾充分暴露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末期，在那个国破家亡遭受惨痛的民族灾难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所可能有的开明进步的思想”。因此嵇文辅采用唯物主义史观，结合时代背景，客观地分析了王船山的阶级属性和学术立场，认为应该将对王船山及其船山学的评价放到明末社会里去作分析，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能过高的夸大船山学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效，也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苛刻的批判王船山和他的学术思想。嵇文甫认为王船山生活的时代是传统社会末期，虽然此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中影响很小，王船山的学术思想是遭受了明末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后的一个儒家学者的真实的心理反映，因此王船山所处的阶级立场仍然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只不过他是开明进步的地主思想家。他对近代学术研究中将王船山夸大为无神论者、民主主义者、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家等多种学术观点表示了异议。嵇文甫将自己船山学研究的成果集结《王船山学术论丛》，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曾如是说：“‘王船山’这个名字，一直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但是浮慕其名者多，认真研究者少。任取一点，随意发挥。究竟船山学术思想的整个体系怎么样，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怎样的地位，他和各派思想有怎样的联系，在他那浩瀚的议论中‘精华’与‘糟粕’怎样错综复杂交织着，恐怕非更加深入具体地钻研一番是搞不清楚的。”
　　
　　《船山哲学》是嵇文甫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完成的第一部船山学研究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包括“天人性命论”和“理势常变博约论”两部分；下篇包括“古今因革论”、“朝代兴亡论”和“华夷文野论”三部分。著作于1936年出版，这是嵇文甫经过多年酝酿而得，算是早期对船山学术的一个研究总结。嵇文甫完全将王船山定性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于受阶级立场的局限，他的思想中还含有一些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传统色彩，但这遮掩不了他卓绝的历史光芒。文章对王船山哲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作了重要的分析和阐述，指出王船山的根本思想是八个字“天人合一，生生不息”，具体说即是理势合一、常变合一、动静合一、体用合一、博约合一，这些思想一以贯之，自成体系，而且这些见解贯穿于船山学的整个思想中，即可以用来讨论古今因革，朝代兴亡这样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样也可以用来辨析华夷文野这样的民族主义问题。同时嵇文甫认为王船山是个“极深研几”的学者，根据自己特殊的哲学见地，王船山阐明了历史演变的法则，指示出历史上每一事的深微含义，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形成为一贯的哲学体系。因此嵇文甫评价说：“若船山，则反对陆王，修正程朱，而别宗横渠以创立一个新学派也，假如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程朱是‘正’，陆王是‘反’，清代诸大师是‘合’。陆王‘扬弃’程朱，”清代诸大师又来个‘否定的否定’，而‘扬弃’陆王。船山在这个‘合’的潮流中，极力反对陆王以扶持道学的正统，但正统派的道学到船山手里，却另变一副新面貌，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了。”凭借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嵇文辅运用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在船山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例如：他发现王船山虽然激烈“反对陆王”，但和陆王还是有共鸣之处的，事实上是对陆王的修正。另外他强调了哲学在王船山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肯定船山哲学是对宋明道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总结。还有稽文甫比先前的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明末清初的学术大环境入手，从实质内容上具体分析船山学的内涵和精神。“船山既讲理势合一，根据同一精神，把体用常变也都统一起来。并且因体用合一，常变合一，使他的理势合一论更圆满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辩证观点。稽文甫认为船山学还有许多创新独到之处：“从发展过程上看历史事象；社会制度的相关性或整个性；客观的独立于意识以外的势力之存在；偶然中显现必然。”由此嵇文甫对王船山学术思想做出了如下总结性的评价说：“船山确乎有许多精辟独到的地方，即使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也不能不加以称赞。举其要者：（一）从发展过程上看历史事象，（二）社会制度的相关联性或整个性，（三）客观的独立于意识以外的势力之存在，（四）偶然中显现必然。”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指南，也是近代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嵇文甫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史学研究方法，真正融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期冀科学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将传统文化的精粹发扬光大，以为现实革命事业服务。嵇文甫对船山学的研究，就认真贯彻了这个方针，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船山学的学术思想原貌，立足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客观全面地分析和突出了船山学的全貌。
　　
　　第二、嵇文辅早期对船山学的研究还适时地结合了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需要，积极弘扬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精神。嵇文辅在《王船山的人道主义》中说：“王船山生在明末大乱的时候，亲眼见那一般生灵颠涟困苦的情状，不免引起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所以他的书里，就很有些人道主义的意味。”嵇文辅认为王船山对人类有一种纯挚爱怜的感情，也是针对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黑暗局面有感而发，他曾经抨击当时的时局是“官僚们只做官，不做人；军阀们只做吃人的虎狼，不做人；政客们只做军阀的走狗，不做人；甚至一班学者，也只做学者，不做人；今日中国，真所谓‘人何寥落鬼何多’了”。鉴于如此环境，嵇文辅对王船山倡导的以创造精神謀世界进化的人道主义就特有感触，他希望籍此激发国人的主观能动性，呼吁学者要有爱国爱民意识，这样中国才会渐趋于稳定和谐。他借王船山的话说：“船山说：‘传曰：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绝地天之通，慎所听也。援天以治人，而亵天之明威以乱民之聪明，亦异乎帝王之大法矣。……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为天者，肆应无极，随时无常，人以为人之天，物以为物之天，统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性命而不可齐也。……《春秋》谨天人之际，《洪范》叙协居之伦，皆‘聪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谓也。”嵇文辅对王船山的民本主义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换成近代唯物主义学者的说法即人民决定了国家的兴亡，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民心，国家才能兴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遭受日寇的侵凌愈来愈深，嵇文辅更加强了对王船山民族思想的研究。1931年他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其中就记述了“王船山及其他大师的民族思想”。1936年他又专门著《王船山的民族思想》，表彰王船山最坚贞的民族气节。文章称“（王船山）所有各种著述，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出这种精神。尤其是《黄书》，可以说彻头彻尾的是一种民族主义。他看得民族高于一切，保全自己民族比什么天德王道都要紧。”由此嵇文辅对王船山在《黄书》在提出的一些观点赞赏有加，如：“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嵇文辅对这些思想主张的推崇是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在全民族抗战中，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要尽其所有报效祖国，那么“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所能够报效的是什么呢？自然，象投笔从戎那一类的事，最痛苦，最壮烈。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每个知识分子都那样做。知识分子还另有他自己的特殊任务。”这特殊的任务就是利用手中的笔枪与舌剑，鼓动全国军民的抗涨情绪，为抗日救国提供思想武器。王船山视民族的盛衰重于一姓的兴亡，强调华夷之辨，对“孤秦”、“陋宋”和钳制臣民以自弱其种族的君主深恶痛绝，这些思想恰恰是嵇文辅鼓动和教育国民积极抗日救国的绝好历史资源。嵇文辅通过长期的教学和革命实践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的民众教育是十分的落后的，国家观念及其淡薄，“只看遍地的汉奸活动，就使我们很难相信一般民众对于这次抗战有多大热情。”因此，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把全国抗战情绪鼓动起来，因为全国军民抗战情绪的高涨，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国民大众的抗战情绪提高涨了，“汉奸纵使有几个，也早该吓破胆而销声匿迹了。”嵇文辅强调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特长，从理论上宣传和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做出贡献。他对王船山及其他明清大师民族思想的挖掘，就是充分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即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又看到了民众教育程度的落后，因而他从传统文化及其儒学里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有效地发动了民众，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理论和主张。
　　
　　第三、嵇文辅早期船山学研究突出了王船山的进化论史观、经世致用思想和政治理想。抗战胜利后，嵇文辅在船山学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转向，他先后创作了《王船山的政术论》、《王船山<黄书>中的政治纲领》、《王船山易学方法论》、《王船山的史学方法论》、《王船山论复员》和《王船山的学术渊源》等多篇文章，详细考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首先，嵇文辅肯定王船山的史学是经世之学。“（王船山）要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取得前人的经验教训，以用于当前的实践。那种‘记载徒繁’，专门堆砌史料的史书，他是不赞成的。他对于读史看得很郑重，反对‘玩物丧志’那种读法。”嵇文辅欣赏王船山提出的治学首先要立志，要端正学习态度，要有目的性，也就是反对空虚，讲求落到实处。嵇文辅称赞说：“船山之学，即不赞成谈玄说妙；也不赞成琐屑饾饤而是主张经世致用。在《读通鉴论》末尾，解释《资治通鉴》这个书名，他更详细发挥读史所以‘资治’，即所以经世的主张。”王船山这种结合现实社会需要，经世致用的治史精神，不仅对当时有现实意义，就是到了近代看来仍然可以给予史学家以很多的启发。王船山对民族问题、政术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政治作风问题、农民问题等的阐述都十分的具体、深入和系统，可以说他是自有一套史学方法论，对后学者起到了学术启蒙的作用。其次，嵇文甫认为王船山著述中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对近代社会仍然还有启发性作用。正如嵇文甫说的“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虽然它原来的具体形态和现代生活不能相合，然而因为时代的转变，它那具体形态早已失掉，不至于再混入现代生活中。现在留给我们的乃只是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而这些精神或远景，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嵇文甫就认为《黄书》是代表了王船山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而且王船山的这种政治理想，还契合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寇复兴民族的需要，也为战后重建新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参考意见，故而受到嵇文甫的重视。他总结说：“王船山提出划分军区，建立方镇，乃所以强化全国各处军事的力量；加重府权，乃所以强化地方政治力量；信任大臣，乃所以强化中央政治的力量；惩贪墨，抑幸滥，保护富民，乃所以培植人民的力量。不管上下内外军民文武，只要是力量就使它尽量发动起来。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保障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船山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嵇文甫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了王船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王船山在政术论上独树一帜，有别于传统的申韩、黄老以及俗儒的路径，他称赞王船山的治术论是新儒术政治论，说“王船山为清初诸大师之一，要论起深研几真正穷理工夫来，上下千百年，简直很难找出几个对手。……他绝不是随便人云亦云的，撑门面，唱高调。他是有真知灼见，从实际政治历史的研究体会中，从其和申、韩、黄、老、俗儒的斗争中，展开一种新政术论，这种政术论，笼统地讲，可以说是：反对申、韩，修正黄、老，深化儒术。”而且“王船山把儒术政治的内容扩大而深化了。他能够把握住儒术的根本精神，深识王道之所以然，纵横伸缩，六辔在手，绝不是拘文牵义，袭取古人的糟粕。”总之“王船山对于封建、井田、肉刑……诸问题，都能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予以极正确的分析，极公允的评价。总之，既不流于杂霸，又不流于迂腐，把原则论和现实论有机的统一起来，这实在是船山独绝的地方。”创作此文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战后重建问题开始提上了日程，于是嵇文甫也开始积极思考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政治问题。王船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尤其是王船山的“‘自靖以靖天下’，即埋头实干，不炫耀，不瞻徇，不拣好名色，不闹闲意气，但务自尽其道，自修其德，自行其心之所不容已，而治天下之妙用即在于此。”可见尽管世易时移，船山学仍有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
　　
　　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嵇文甫也强调学术中国化，他指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法讲‘中国化’。”他精辟地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下的学术中国化和近代其他学术思潮影响下的学术中国化的区别，他指出“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等学术派倡导的学术中国化都只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更加没有把两者辩证的统一起来，因此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要存在和发展下去，必须积极地吸取世界性文化的精华，“并且咀嚼消化，使这种文化在中国民族中发荣滋长，放出异样的光彩。”可见嵇文甫主张将世界性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有机地融合起来，并再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样就能够发展出既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新的学术文化。他总结说：“总之，‘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要展开杏黄旗，就不怕陷入十绝阵。我们的杏黄旗是什么？就是现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仗着这面杏黄旗，我们尽可以在传统的旧文化中，杀进杀出，掉弄出许多新花样。”嵇文甫也正是如此，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几十年，著述涉及王船山学说的许多方面，可谓是“杀进杀出”。但他一直坚持以继承、批判的态度和精神去研究船山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原有面貌，充分显示了他敏锐的见解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以往的学者相比，嵇文辅的立足点更高，视域更开阔，透视更深刻，因此所获得的成果也就更突出，这些研究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学术界对船山学研究的热情，船山学研究至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畴。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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