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以来，“实践”成为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1978年在我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30年来，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化，扩展了中国哲学的视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重要动力。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船山曾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的概念：“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那么，“实践”在王船山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船山“实践”概念的内涵与当代的“实践”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的实践哲学有什么样的启示？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考察并借鉴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探讨一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
　　
　　一、船山哲学的“求实”旨归
　　
　　王船山哲学以务实、重行为特征，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清实学的重要代表。概括地说，船山哲学中的“求实”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船山哲学在本体论上以“实有”释“诚”。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诚说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始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认为诚是天的根本道德属性，努力求诚而至诚的境界就是为人之道。王船山扬弃了诚的伦理学意义，以“实有”和“实理”赋予诚以纯粹的哲学本体论内涵。他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还说：“诚，以言其实有尔，非有一象可名之为诚也。”船山认为，实有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自在之物，因此实有不是某一或某类具体事物的属性，而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本质。同时，“诚者，天之实理”，诚是物之所以为物的规定性，“诚者，约天下之理而无不尽，贯万事之中而无不通也。”船山的诚说，以诚之真实无妄的特性强调了宇宙万物及其所是的客观实在性。
　　
　　其次，在人性论上，船山以“有”为性。他说：“释氏言三界惟心，则以无为性。圣贤既以有为性，则唯性为天命之理，而心仅为大体以司其用。”佛教讲三界惟心，以无为万物之性。而船山认为，性是天理的体现，心仅仅只是人感觉器官的统领，具有特定的功能属性。船山将人性论分为以有为性和以无为性，并主张以有为性，与佛、道哲学的人性论大相径庭。
　　
　　最后，在知行观上，船山是以知行相须，行之为贵为特征。他批评了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认为它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他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它抹煞了知和行的界限；他还批评佛教沉溺于先验的知而废弃了实际的践行。他认为程朱陆王佛老的知行观尽管形式不一，但实质上都是知先行后，重知轻行而导致知行分离的。他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知虽可以为行之资，行乃以为知之实”等主张，将认识和实践置于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知行过程中，认识可以为实践提供行动如何进行的支持，而实践则构成了认识的内容。船山认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并始终坚持实践的优先性。
　　
　　“实有论、以有为性论、重行说是王夫之哲学的发明，实有、实理、实践、实学是王夫之哲学的基本范畴，务实精神和经世精神贯彻于王夫之的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的始终。”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大变革，儒学由崇德性走向了道问学、由清谈心性向经世致用过渡和转化，船山以及时人的实学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
　　
　　（一）“实践”的概念及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
　　
　　在学术界，亚里士多德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实践”一词虽然在亚氏之前的希腊文献中早已经出现，但并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实践”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始自亚里士多德。他曾在多种含义上使用过实践一词，但其最确定的用法是将人类活动一分为三。在《形而上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将思想分为实践的、创制的与理论的三种，并对人的知识和学科门类也作了相应区分。他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分别对应于theoria、praxis和poiesis。其中，理论科学相关于认识（episteme），包括第一哲学（后人称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实践科学相关于实践智慧（phronesis），包括指导个人实践的伦理学和指导公共实践的政治学；创制科学相关于技艺或技巧（techne）。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提出了他的实践哲学的核心和总纲：“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实践哲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他并非否认实践哲学是知识，而是特别强调实践哲学是并非为自己而存在的知识，其意义在于它在生活中的成效。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及其所处的时代，实践常常被视为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活动，或者把实践当做生物学意义上物种的功能。而亚里士多德首次把实践限定为专指有关人事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研究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核心范畴的“实践”的基本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并对后来的实践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他把实践与理论、生产相区别时，他的“实践”事实上就是人际行为。后世正是把从实践角度思考人行为的思想称之为“实践哲学”。后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有关实践的思想和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响。
　　
　　与亚里士多德把技术、生产排除于实践之外相反，近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把技术、生产等纳入实践范围之内，实践常常被等同于技术性的、工艺性的、实验性的具体活动。培根开创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异的另外一种实践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提起“实践”这个词时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技术语境相关。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丰富了亚氏以来的实践哲学，但由于他没有注意到“善”这个技术与实践的根本区别所在，他的实践成为了一种技术的功利性活动，实践哲学中的终极关怀维度被抛弃，以人为对象的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被科学化和技术化，伦理的维度被抽离，这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使得有关科学与技术的探索和活动脱离了道德伦理约束，在这种意义下的实践不仅不能导向最终的“善”，甚至还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培根以来的许多经验论者都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在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唯理论者那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理论只是方法，而实践是方法的应用。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突出实践的地位，并扩展了实践的概念内涵。实践不再指个人的行为，而是指与生命直接的物质生产和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际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最基本方式，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实践同时又应该是革命的实践，物质的实践使得历史在不同阶段上发展，革命的实践则实现社会和历史的根本变革。
　　
　　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践概念内容更为丰富，胡塞尔在《欧洲人与哲学的危机》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它是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标的批判，对人性本身和引导它的价值的批判，它要通过普遍的科学理性按照一切真理的规范提高人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沟通现代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践，他把实践规定为与劳动或工具行为相区别的交往行为。
　　
　　总之，“实践”的概念及实践哲学的历史发展悠久，内容丰富而多变。实践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复杂性决定了实践哲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尽管包括不同方面和层次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实践哲学始终把人的行为问题作为其基本的问题。张汝伦在其著作《历史与实践》的引言中是这样写道：“中西哲学传统的确差异很大，但决非没有任何真正的交切点。这个真正的交切点就是实践哲学。中西哲学各有一套独特的概念与范畴系统，很难找到哪怕近似的对应概念；但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概念却是双方共有的，这就是‘行’，也就是‘实践’。中西哲学都是用此概念来指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行’或‘实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实践哲学”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但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用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
　　
　　（二）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
　　
　　在哲学的先秦时代，思想家们关注的大多是现实问题而很少空谈玄理，他们大多都想对世道人心有所思考匡正。《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即是指各门各家的问道与学术总是内涵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成圣成王的实践指向，此之谓道通为一。只有当“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时，才会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中国历史绵延两千年，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至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的阶段，但考察中国哲学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实践特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西方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时说：“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在某种程度上，实践哲学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由它生发出了其他哲学或哲学的其他方面。哲学的形而上学化在先秦时期表现的并不明显，形而上学是历经老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好几个阶段、漫长的发展才逐渐系统化的。如果说苏格拉底将古希腊哲学下降至人间，那么中国哲学则与之相反，从人间逐渐延伸至天上，但至始至终没有离开过人间。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也是中国哲学的特质。
　　
　　在哲学所研究的各种问题中，实践问题的复杂性、历史性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唯一可能和唯一正确的实践哲学。不同的时代，人类的不同处境彰显着实践的不同问题，成就着不同的实践哲学。这些哲学认取并求解各自的问题，并力求化作改变现实的实践，从而使关于实践的哲学和作为实践的哲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达成一致。
　　
　　综观中外哲学史，实践哲学的内容丰富而多义，很难有统一的定义。但不管怎样，可以确认的是，任何实践哲学都必须具有两个基本面向，即：它既是关于实践的哲学，也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总是指向人类具体的实践行为，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无论如何应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这与理论哲学迥异其趣。当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之原”时，这一观点跟他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人行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如果苏格拉底在宣称“德性即知识”时，既不身体力行地去寻求关于德性的真知，又不切实地去践行德性观念，那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意义就会遭到质疑。因此，对实践哲学来说，关于实践的哲学和作为实践的哲学是内在关联在一起的。
　　
　　王南湜教授认为，实践哲学既意味着研究人的实践活动的哲学，也意味着特定的哲学思维范式、一种哲学路向。如果我们考察哲学史，将不难看到哲学理论的两种发展路向：一是认为理论思维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超出生活，不能在生活实践之外找到立足点，因而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一是认为理论可以超越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前一种路向上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而后一种路向上的哲学称为理论哲学。这可以看作对实践哲学以及与其相对的理论哲学在概念上的通俗的限定。笔者认同王南湜教授的提法，笔者所论的王船山“实践”思想也是基于这两个面向谈的，一是对船山思想中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思维方式的梳理，二是对船山关于人类具体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研究。
　　
　　（三）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
　　
　　具体来说，王船山“实践”思想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船山的哲学观念内涵着实践优先于理性的思想。船山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的概念，“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认识的起点和终点，实践（行）相对于理论（知）具有优先性。不仅是知行观上，还有船山的其他哲学观念中，都体现了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特点。比如，在理气的关系上，船山坚持了气在其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认为气是理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气的运行方式和过程也就是气“成”理的方式和过程。气通过变化运行而生物，则理也由隐而显，气运行的有效性表现在理的显现上，船山对于理气的分析和描述离不开实践的语境。再比如，在道器的关系上，船山认为不存在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先验之道，“道”只能是“器之用”，它不仅存在于人类“尽器”的生活和实践当中，而且因人类“制器”的实践活动的不同而显示出“道因时而万殊”的特质。
　　
　　第二，船山的人性论建立在人性所具有的实践创生性的基础上。船山在人性论上的最具创新的观点，就是“性日生日成”之说。人性所具有的实践创生性，使得人性不可能呈静态而被固定在某个时间点上。他的习与性成说认为，人的形质是随着周围社会习俗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人性也能随之而改变。人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改变人性，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完善人性。他提出的“继善成性”的思想，张扬了儒家“日新之谓盛德”与“生生之谓易”的变化日新精神，在人性的变革与实践上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船山的历史观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进化论。船山以“依人建极”为原则，以“时异而道不同”、“道因时而万殊”、“于势之必然出见理”的实践智慧，分析了人类从“植立之兽”通过社会、生产实践而达到“文之已备”，社会从上古三代的“既愚且暴”逐渐演变到汉唐宋明的“文教之薮”发展历程，阐明了人类社会在日新月异中不断进步进化的规律。“时”是历史行动的内涵之一，不仅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器物设施的创新，“道”呈现出“因时而万殊”的面貌，对于实践的主体来说，任何违背背时的行为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船山强调知时与知几的实践智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在道德伦理思想方面，船山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是通过人类的实践形成的，道德作为人的属性是依存与人伦关系的互动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道德是依存于人类的历史实践而发展变化的。在道德的实践方法和途径上，船山主张以礼“践形”，即在践履礼仪的过程中使道德心随着人体内的一气流行就自然渗透到人的躯体，人格美就此呈现出来。这种道德实践模式注重的是道德心在具体的情境中的展开过程，而不是脱离人与人社会交往实践的抽象推理和演绎。
　　
　　第五，船山关于社会实践及生产实践的思想主要有：首先，船山认为社会交往中的人要遵循礼仪规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和谐相处是人类群体共生的必要条件，礼在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的等级秩序、身份认同和社会交往，乃至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因为有了礼才得以规范化。其次，船山承接古代儒家关于礼治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在于“礼治”，并强调了道德教化对于礼治的重要意义。最后，船山的实践内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外，已然涉及了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他非常重视“厚生利用”的生产实践活动，认为生产实践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因天之能，尽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圣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质，使充实光辉者，皆若此。”此外，船山认为应该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用礼来节制肆意挥霍、过渡消费等问题，用礼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六，船山“实践”思想中蕴涵的近代技术实践论萌芽。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之西学东渐所带来的天文、历算、物理等科学知识的传播，船山的认知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道德伦理的范围，他对研究自然事物的新兴的“质测之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自注：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质测之学”即是指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入中的近代实验科学，船山所言的物理、化学等。“质测之学”是分门别类第考察事物的性质、特征及其运动变化的学问，方以智认为其问学的有片面性而缺乏综合，他主张用“通几”的哲学思维作为补充，认为“以通几护质测”可以把实证科学和哲学思辨两者结合起来。船山推崇“质测之学”，认为这种学问学、思兼备而有实功，邵雍、蔡元定等人的虽然表面上重视“格物”，但“立一理以穷物”，即用先验的天理统贯一切，阻挡了人们对个别事物之真“理”的探究。船山把“质测之学”作为“格物穷理”的方法和途径，从中可以看到近现代技术实践论的萌芽。
　　
　　研究船山的“实践”思想，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的实践观念和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有一个更好的把握，这对于构建当代社会的实践观也大有裨益。
　　
　　三、王船山“实践”思想的研究意义
　　
　　综观学术界对船山实践思想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船山关于社会生产实践的思想进行讨论。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出现了两种倾向：或者把王船山放在宋明理学的系统中来研究，比如张立文先生的《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2001）和陈来教授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2004），船山的实践思想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话题；或者把王船山放在明清实学的系统中来研究，如葛荣晋先生的《中国实学思想史》（1994）和王杰教授的《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2001）等，他们将船山的思想放在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主要突出的是其崇实黜虚的一面，对于船山哲学所内含的实践理性、实践优先性的思想发掘的不够深入。
　　
　　二十一世纪初，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明确辨析王船山“实践”概念或以实践观为主题的研究非常少。从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作者或者受技术实践论的影响注重船山实践思想的社会生产维度，或者秉承中国传统的道德实践思想注重船山实践的道德维度，各有侧重但不全面。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于船山哲学中所蕴含的实践优先性思想挖掘不足。
　　
　　（一）船山思想对于构建完整的实践观的意义
　　
　　实践不仅是重要的哲学概念，也是现代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实践概念的普遍使用也使得容易滋生歧义。虽然人们对实践概念及实践思想的解读有各种不同，但还是有学者努力进行厘清的工作。国内学者丁立群就认为，“虽然实践概念歧义颇多，实践哲学的含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我们仍然可以从基本意义对之进行概括。考察哲学史，实践哲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即道德实践论和技术实践论，而这两种传统又分别定义了实践概念的含义”。笔者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
　　
　　作为西方实践哲学创始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以善为目标的，是善的实现活动。“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指向与质料相对的形式，具有超验的内涵。在中世纪的西方经院哲学时期，“善”的这种超验的面向渐渐演变成为超验的实体“神”。但是，“善”的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则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种面向，“善”可以被分为具体的、作为手段的善和善自身，前者关涉具体科学，后者则成为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人类的两种行为——“实践”与“制作”，认为他们截然不同且不互相包容，实践是一种德行的实现活动，而制作在于依据自然的原理去制作。实践与“创制”的生产性活动依据两种不同的理性（逻各斯），前者是“明智”（实践智慧）而后者是“努斯”（nous）。明智即善于策划对自身的善及其有益的事，“努斯”则是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实践的目的内在于自身，而制作则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贯穿于人的整个行动过程，实践活动具有“趋向性”，善就在趋向的过程里。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实践是对最高的善的实践，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他还认为，“善”在个人伦理行为中体现为“适度”的原则，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是要造就和谐的城邦共同体。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主要关涉的是人际交往的道德活动，而现代社会所流行的技术创制和生产活动的观念并没有包含在其中。“作为最高善的实现活动，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是一种基于终极关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实践哲学就是实现该原则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自然哲学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曾经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那时候哲学家的目的是获得关于宇宙万物和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的知识。苏格拉底之后，古希腊的哲学主题发生了转向，道德哲学开始兴起并一直延续。之后，基督教的兴盛又使得世人一心只向神学，整个中世纪人们只探讨和上帝有关的问题。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影响逐渐式微，世俗化的观念和思想发展并壮大，实践的道德关怀之面向随之消逝，起而代之的是曾经被亚里士多德排斥在实践之外的生产、制作的面向。培根认为，传统的重道德哲学、政治学和神学，轻自然哲学的实践哲学传统极大地阻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富于思辨而无实际用途，《物理学》等自然哲学著作虽涉及经验，但结论往往是先验的而与经验无关。因此，他要为人类开辟一条正确的方法之路，在《新工具》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研究自然的新方法——归纳法。在此基础上，培根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革命，他通过改变科学和理论的含义把完整的科学概念转换成了偏狭的经验科学概念。
　　
　　科学在古希腊时期包括了政治学和哲学等现代科学概念所不包括的理论，但经过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转换，科学从此和经验密不可分，科学和理论成为了经验科学并与实际应用相连。培根的实践概念有两种涵义：一是在物理学之下的机械学，二是在形而上学之下的所谓幻术。他注重前一种实践，认为其能够产生功用、衡量结果。“培根和百科全书派把工匠的手艺和对自然的认识、实验一起列入实践内涵，从而使实践的含义发生了伽达默尔所说的技术化的根本改变。”从培根开始的近代思想开始把实践的概念转化为科学的应用，当我们谈论实践的时候，渐渐地就无法摆脱科学应用的致思路向。培根开创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异的另外一种实践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提起“实践”这个词时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技术语境相关。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丰富了亚氏以来的实践哲学，但由于他没有注意到“善”这个技术与实践的根本区别所在，他的实践成为了一种技术的功利性活动，实践哲学中的终极关怀维度被抛弃，以人为对象的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被科学化和技术化，伦理的维度被抽离，这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使得有关科学与技术的探索和活动脱离了道德伦理约束，在这种意义下的实践不仅不能导向最终的“善”，甚至还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以制作代替实践，并以技艺的眼光看待一切。
　　
　　道德实践论和技术实践论是亚里士多德和培根所创立的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两种传统所内涵的实践概念的区别，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片面化特征，这是人类完整的实践活动之分裂与对立在哲学上的表现。现代的观念认为，人类活动主要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和人与人的交往行为，我们现在所呼唤的是超越片面性的、能够完整地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和行为的实践哲学。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转向就是实践哲学的道德传统与技术传统的逐渐融合。近代以来，中国因为自身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出于复兴民族的需要，科学技术和经济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愈来愈强大、愈来愈渗透到我们现实生活甚至成为一种信仰，工具理性不仅与价值理性分离，且逐渐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以科技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影响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解读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读亦是如此。较之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论，培根的技术实践论似乎对我们解读“实践”概念的影响更深。对王夫之的解读也是如此，人们在解读他的实践思想时往往从其有关生产实践和知与行的关系上来探讨，而他的道德实践观点常常并不纳入其实践哲学的范畴之内，这种偏颇同样也是道德实践论与技术实践论的分裂在现当代中国的表现。
　　
　　王船山的实践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继承，也是对其的创新。他的道德实践观是对传统的继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的思想痕迹。此外，他还把劳动及生产实践纳入了“知行”即他的“实践”的范畴，其所拥有的完整实践观已经初具形态。
　　
　　（二）儒学的复兴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
　　
　　近代以来，由于追求民族独立的救亡需要远远大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和吸收始终未能深入进行，而随着中国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西学又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排斥，儒学复兴的前景不容乐观。深入学习西方的文化精华，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融合中西文化的正确方法，则是儒学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生机的途径之一。
　　
　　儒学的复兴需要我们对儒家的经典进行再次的解读和诠释。我们应该以当下社会的存在形式为反思的出发点，关照现实性，落实民族性。儒学的复兴不仅仅表现在儒学受到政府、社会、民众的推崇和重视，主要的还在于它能够解释现实并彰显其一贯的价值取向。如果只是简单地运用某种西方哲学的框架体系对中国哲学的材料进行裁剪，其缺陷不仅在于材料会因取用片面而变得支离破碎，缺乏完整性和有机的联系，最主要的还在于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难以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彰显。本世纪以来，大家对于这种学术方法的弊端多有反思和反省，几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是反思的集中体现。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内涵、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中西哲学的差异以及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等问题上，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笔者不再赘述这场讨论，只是对其中以及此后相关的讨论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反思过头、矫枉过正的情况表示担忧。鉴于简单运用西方哲学框架体系裁剪中国哲学的弊端，某些学者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更有甚者视西方哲学为洪水猛兽，企图全面清除中国哲学中的西方哲学因素，但这只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在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很恰切地运用了西方哲学，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不需要西方哲学，甚至不需要任何西方哲学的因素。正如彭国翔教授所说：“在目前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互动沟通日趋深入的情况下，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并且，只有在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而非单纯的话语形式，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最终才能够得以建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哲学领域里成就卓著的前辈或时贤，几乎都是熟谙西方哲学，并对之有较好消化吸收的专家。“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事实上，也只有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中国哲学才能获得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才能进一步获得身份的认同。西方哲学的引入给中国哲学带来的不仅是困境，更多的应该是诠释和建构的资源和契机。在引入西方哲学的概念时，我们要格外注意其运用于中国古典语境时的局限和问题。
　　
　　（三）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当代实践哲学的构建
　　
　　自从20世纪初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便已经开始了。但是，中西马的对话是在中华民族饱受侵略和践踏的历史境遇下，为了救亡图存而被迫进行的。对话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因此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融合也大多受政治意识的影响和时代的需要而具有局限性。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从封闭的自然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过渡，目前正面临者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传统哲学却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中国传统哲学也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基础和政治制度保障而陷入了危机中，如何构陷中华民族的新哲学就成为当代哲学工作者的使命。
　　
　　虽然很多人认为现代中国哲学应该走中西马会通、融合的道路，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也仅仅刚开始，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笔者认为，从微观的、具体的方面入手，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更有吸引力。就拿本文所涉及的“实践”概念来说，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行”或“实践”的概念主要指道德实践，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截然不同，没有什么可比性。且不说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的实践观念所内涵的道德指向，就是其现代实践观念中的社会指向，中国的传统实践观念也是包含在内的。宋志明教授就曾经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行或实践，并非仅仅指个人的生活行为或道德行为，其中也包含着社会实践的内容。他说：“儒家所说的行，其中包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等诸多含义，我们怎能说它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不是社会实践呢？”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论中所包含的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事实求是的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也有相通之处。
　　
　　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结合起来，完成了《实践论》的写作。我们从《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哲学传统实践观的继承。“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一方面发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王船山的知行学说，科学地解决好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在继承传统中国实践观基础上的创新，但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对科学与技术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近代技术实践论的影响，《实践论》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实践指向没有太多的涉及，它把古代知行观所内涵的道德践履思想抽离并赋予了认识论意义上的新含义。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受培根技术实践论的影响，“实践”自古希腊以来所具有的道德面向被排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膨胀，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难以克服，生态问题、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被全世界人们关注。技术中性论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技术是一种负载价值的实践过程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大家认为伦理道德应该成为技术的一种内在规范，人们对技术责任的履行应该贯穿于技术的全过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建构内涵道德实践和技术实践的完整的实践观。笔者认为，在构建中国当代实践话语时，也应该重视这种完整的实践理念。王船山的“实践”之道包含了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面向，内蕴着技术实践论的萌芽，实为构建中国当代实践哲学以及指导我们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宝贵财富。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船山与中国近代实践观的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BZX034。）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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