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有口皆碑”，叫响神州，声闻世界。却不料在时移物换的二十一世纪初，湖南又见诸国外报刊，且议事铿铿，发人联想，故特摘要供赏析，并浅探其源，以抛砖引玉。
　　
　　2001年9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湖南精神：惟楚有材》，首先介绍道：“湖南不属于可以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省市，好不容易盼到要大力开发西部了，位于中南部的湖南又不在扶持之列。但是，6500多万湖南人可没泄气。”文章接着例举长沙“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远大空调有限公司”从零做起、一再强调独创精神的事迹说：“‘远大’不屑那种靠引进国外技术来制造成品的普遍做法”。还引了远大创始人之一张跃的话：“靠别人的技术，做得最好也不过是‘赝品’。‘远大’强调‘迎头赶上’不是‘从后面追赶’”。结果，技压群芳。尽管“产品售价比日本同类产品还高20%至40%，用户依然不掉头而去。在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进行7个天然空气空调试点项目，首开的五个标，‘远大’已得其三”。文章深有感触地说：“湖南人的坚韧、达观与自信，言谈间流露无遗。他们凭什么？两个字：人材。”该文还略追溯道：“建于公元976年北宋时期的的岳麓书院……成为中国一个寻找经世济国学问的重镇。千余年来岳麓书院对湖南的影响巨大无比。湖南人有一种在最困顿的时刻另辟生路的神奇能力。近代，走出书院大门而撼动世界的名人就是毛泽东。是的，惟楚有材。”这篇文章重点描述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湖南人正在继承和发挥湖湘文化中那种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洋溢着湖南人敢于征服困难的艰苦创业精神和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业精神。
　　
　　回顾湖湘文化这种经世济民的传统表现时，1920年1月3日《新青年》载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首先，文章昂扬地回答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说明。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坚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率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文章接着说：“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桥还要雄大精美得多。”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是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支持当时青年毛泽东等人组织和领导驱逐北洋军阀势力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更深有体会地强调“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当时正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年代，文章作者深情回顾从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起，直到辛亥革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湖南曾经涌现过多少个人才群体，左右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因此，自然地殷切期待着湖南人必将继承湖湘文化关怀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一如既往地发挥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为开创救国救民道路做出更重大的贡献。当然。毛泽东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终于实现了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业绩，在世界的东方谱写出雄伟壮丽的史诗。
　　
　　上述两篇称道湖南精神的文章，写在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当然各有千秋，但若仔细审视，便可看出其间的共性就是湖南人的一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拳拳报国和为民造福的强烈使命感，但由于面临不同时代和不同任务而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至于这种精神的源头何在呢？还需要向前追溯了。
　　
　　南宋理学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便洋溢着崇高的爱国激情，极端憎恶对金的妥协投降派，坚辞秦桧的召用，并以“康济时艰”作为治学宗旨，以“多留心经济之学”教训弟子。其弟子张縂主讲岳麓书院，进一步提倡把读书和经邦济世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明确宣称其办学宗旨是为“造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种湖湘特色更强化了湖南弟子爱国主义的激情和经世致用的学风，使湖湘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抗金、抗元以及抗清的爱国志士和将领，并深刻影响了湖南从宋到近代近千年的学术发展，从而人才辈出，湖湘代有闻人。特别是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之大成的王船山，拒绝与清政权合作而伏处山洞，潜心著述四十年，以探求振兴中华之道，终于锤练就“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这种人民大众的和爱国主义的立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朴素的辩证方法，创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指引人们从唯心主义中解脱出来，把眼光转向改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从而大倡于湖南而影响全国。
　　
　　湖湘学派的流风余韵当然为世所瞩目，但湖南精神更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和帝时，虽然蔡伦身为中常侍，掌管传达诏书、管理文书和参谋机密政令之职，权力极大，但他鉴于“自古古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便慨然以发明纸为己任。他怀着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客，暴体田野”，亲自运用和发展前人经验，“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享誉世界，不啻是湖南精神的骄傲。
　　
　　要探溯秦汉之际的湖南精神，就不妨先对比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国家观念。那时楚国以外的所有诸侯国的士人“朝秦暮楚”，就连孔子对自己的故国无论鲁、宋都很少眷恋。而楚人的国家观念却很强烈，尤数湖南人的爱国感情最为炽热和执着。当秦灭楚后的十五年时，楚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但由于不是楚王族，没有得到楚贵族的支持，并被楚王族氏族大姓庄贾所杀。楚人便立楚王族氏族大姓景驹为王，又由于景氏并非楚王族嫡裔，也遭到楚国旧将项梁的讨伐。项梁便扶立牧羊奴、楚王族的嫡裔芋心为楚怀王，称为义帝以号召天下。楚国上下旧臣民，翕然响应，才得以消灭秦朝，为楚人刘邦建立汉帝国铺平了道路。灭秦后，“项羽弑义帝，武陵人缟素而哭，高帝闻而义之，故名义陵。”西汉初年黔中郡改名义陵郡，说明湖南平民那样深挚的爱国感情，竟深深地感动了刘邦，赢得了汉家天下的普遍景仰。屈原投汨罗江自尽后，湖南人用各种各样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乃是由衷的惺惺相惜和爱国主义乐章的悲壮共鸣！
　　
　　“欲穷其林”，是否就“林尽水源”了呢？还没有。考古发现表明，商代晚期凡是进入湘江流域的戈人，三苗和杨越，最后都被土著文化所同化，恰好反映了湖南人同迁入的不同氏族、民族和睦相处，到达逐渐融合的进程，从而大大促进了湖南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一些青铜器为国内其他地区所罕见，堪享“国宝”之殊誉，也体现了湖南人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至于远古湖南的稻作文化更是世界研究文明起源和栽培水稻起源的重点地区。从长沙南托、澧县彭头山、城头山等地发掘的栽培水稻遗址证明，早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特别是发掘了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遗存和6500年前的城头山古城遗址，说明湖南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彪炳远古，成了原始文化中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原来，湖南精神所赖以萌发和形成的源头，肇始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的神农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即五六千年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其一是炎帝神农氏所开创的以生产经济为标志、奠定了农耕文化基础的时代，使人类发展史发生了一次大飞跃，第一次为人类创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构筑了经济基础。其二是黄帝所开创的统一中原、拓展四方，走到了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的礼义之邦、团结之国的基础，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炎黄二帝在开创原始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炎黄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而从地方文化来说，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则是至深且巨的。探其原因可能是互为联系的下述四点：
　　
　　第一，湖南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北部有浩大的洞庭湖冲积平原，自古至今是农耕文化和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而且，她贯通南北，扼控东西，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必经之道，又是四方古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战略要冲。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其文化、经济地理都很有特色。特别是洞庭西端，从荆州到澧阳平原，乃是远古中原先人通往江南的最佳道路，使湖南成了中原文化吞吐的南大门。这是由于那时长江中游没有堤坊，以致满地洪流乱注，低洼沼泽多，不宜行旅。
　　
　　第二，从女娲氏后裔南迁的遗迹来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始，就进入湖南澧阳平原的先民，应是女娲嫡裔风后部落。女娲称风后，为风姓，有谓为炎帝神农氏之母。这个世代久远的古老部落，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于8200年前，就跟定神农开创的农耕文化，开始定居农业生活，并在6500年前，城头山古城就横空出世，并以先进的稻作称雄于当时。这是将农耕定居文化与澧阳平原实际相结合的煌煌巨制，充分体现了湖南先民氏族的自尊、自信和独立自强的意识，树起了敢于和善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和开拓创新的湖南精神的第一块里程碑，给尔后发展的湖南精神打下了第一次深刻烙印。
　　
　　第三，黄帝为酋邦的首任酋长后，在他将炎帝最初奠基的炎黄联盟延向四方，使炎黄联盟成为中国古代最强盛的部落群的进程中，特别注重作为南方战略要冲的湖南，务期炎黄联盟加快融合发展步伐。黄帝的这个战略意图，就是针对山乡泽国的南方，只有走氏族同化、融合之路才能长治久安。为此，就要先将湖南营造成一个足能融合各不同氏族、民族的基地。从而作出一系列重大布署：首先任命女娲嫡裔部落首领风后为首任酋邦首相；其次，果断地将自己的嫡系长子青阳领黄帝族部落封居长沙，加强和长沙炎帝嫡系首领榆罔部落的融合发展；其三，黄帝不辞千里跋涉，亲临湖南巡狩，渡澧、沅，进驻资水之阳的熊湘山（即今桃江修山），靠近长沙作具体指导，加大炎黄文化融合的力度。炎帝榆罔为了酋邦的统一、安定和发展，毅然冲破旧的思维定式，跟定黄帝领导，加快炎黄融合发展步伐，由互相通婚联谊、平等互睦、互通有无，走向不存畛域，戮力同心，共同开发三湘四水，树立起了包容互补、团结统一、同心同德、凝聚力很强的湖南精神的第二块里程碑，给尔后的湖南精神再一次地打下了深刻烙印。
　　
　　第四，湖南人对炎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青阳部落、榆罔部落和风后部落，不辜负黄帝的厚望，对炎黄精神进行了着力传承，使湖南人一代一代的品格谱着上炎黄文化的基色，也就是说从小就浸润和濡染在炎黄精神家园中。湖南小孩一喊“黄帝老子”，就像鼓足了帆的帆船，往前冲。他们知道炎黄老祖宗在人们心中具有何等的分量！这种炎黄基色通过社会习染和教育薰陶就更加明朗化和定型化起来，由祖述炎黄到绳其祖武，蔚为强烈的民族的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表现为一种拳拳的报国之心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使命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潜流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渗入在社会心理的底层，因此几乎无须太多的动员与号召，只要国家需要，就会激励出巨大能量，许多人挺身而出，从而陶铸出崭露头角的佼佼者，形成惟楚有材的局面，也就愈加扩大了湖湘文化的辐射度，使人才层出不穷。有人说，“湖湘民风强悍，可溯源远古，影响所及，士人亦卓厉敢死。及至近代，千古遗风，不仅未改，更在新旧的碰撞中愈加坚笃。”究其原因，就是传统精神的力量。
　　
　　综如上述，几千年来，湖湘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到近代，“以其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的社会功用，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和其他领域的变化。”这后来的如许精髓都是得益于炎、黄二帝倚重湖南这一南方战略基地，从而着力融合炎黄文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拥有炎黄文化汇成的浩荡源头和雄伟始基，湖南先民便得以高举炎黄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牺牲奉献和包容互补的崇高旗帜，在勇于征服自然、降服洪灾、勤攻科技、为民造福和民族团结的世代斗争中，也就同时继承、磨励和发扬着与炎黄精神形影相随的刚毅执着性格和顽强务实的作风，伴随着炎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而形成了具有湖湘传统的民风民俗。《善化县志》描述其民“淡势利，尚节慨，而耻为不学。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其人朴而实，其俗决裂而劲直。”《益阳县志》追溯其源说：“惟夫三古而上，封守莫考。然熊湘沙土，沩水重华，风教所周，日反章自昔。”至于鲁迅从黄兴一个人身上就看到了“楚人的反抗的蛮性”。对此，湖南章士钊自我诠释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恃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总之，这种尚节慨、好劲直、敦实行、勤耕读以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习性或信仰的湖湘社会风气，不但铸就了澧阳先民众智造古城、湘江流域不同民族和睦炼青铜、以及蔡侯苦心孤诣造纸的煌煌业绩，也铺垫出武陵人缟素哭义帝、四水吊屈原的悲壮场面，而且对后来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风靡千载，甚至对王船山学术的浩瀚闳深，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当处于中国政治文化形势向南方发出时代的召唤下，强劲的湖湘风尚，就会使士人生发出空前的使命感、自我实现的强烈冲动力以及浓厚的参与意识，从而激励出巨大能量，呼唤起汹涌澎湃的社会潮流，一浪高一浪地滚滚向前。这种湖南精神就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而在这种精神中就包含了从炎黄时代起一脉相承而来的炎黄精神，其后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吸取和扩充新的内涵，而形成湖湘文化的传统。
　　
　　社会学认为，任何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纵观湖湘文化对湖南历代先进人物的深刻影响，是没有跳出这条规律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据此，在鸟瞰炎黄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同时，又着重解剖湖湘在传承炎黄文化中所特有的强度，而在湖南精神的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炎黄精神的普遍性，从而把握了事物共性和个性问题的精髓。基此分析，我们可以相信，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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