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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查处权力犯罪。而法律的威慑力，就是体现在对罪犯的惩罚力度上。对于贪官也一样，罪行暴露后，丢官弃职在这个时候都是无所谓的，只有当失去了自由，成了阶下囚，才会体会到犯罪的代价，才有利于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一旦“权钱”也能打开“牢笼”，换来自由，必将消解反腐败的威慑力，纵容权力犯罪的胆量，并大大折损社会正义。总之，“这边抓那边放”的司法腐败，会让反腐败的成果功亏一篑。
实际上，出现“这边抓那边放”的司法腐败，只是权力腐败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被免职官员“带病复出”“异地升迁”的升级版。如果联系后者来看违规假释，更能说明权力腐败的根深蒂固。从不少被免职官员“带病复出”“异地升迁”来看，因某种罪错失去权力的官员，总有一种力量在暗中“搭救”。这种说不清是兔死狐悲还是唇亡齿寒的“惺惺相惜”，总让人感觉有一条利益链的存在。在这股暗流之下，把“搭救”延伸到监狱，也不是很意外的事。
当然，“这边抓那边放”的司法腐败，还包括了利益诱惑下的收买。落马贪官依托权力的余威，官场的根基，加上金钱的贿赂，要达成这种权钱交易并不难。但是，当人们看到，一个贪官的“越狱”，竟得到了“24个恩人”的相助，其中包括“来自司法行政监狱系统的11个，社会人员7个，看守所系统3个，律师2个，法院系统1个”，只能让人们在感到惊讶的同时，对司法体系深感忧虑。因此，也让最高检的《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显得意义重大。
通常情况下，人们只看到法律惩罚罪犯的一面，往往忽略法律防止犯罪的儆效作用。其实，后者的意义也许更大。如果当人们对犯法的后果无所谓，那么，法律就失去了威慑力。反腐败对贪官的威慑力，最终也是体现在法律后果上。如果在“权钱”之下，开通了“这边抓那边放”的后门，即使反腐败重拳出击，结果还可能是“前腐后继”。因此，贪官用“权钱”逃避法律的惩罚，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不服气、不解恨，而是消解了反腐的威慑力，减低了贪官的犯罪成本，增加了贪官以身试法的胆气。这无疑会让反腐败除恶不尽。
诚然，面对现实，似乎已经无法用重申法律的尊严来制止违规假释，只有通过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在程序上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才能起到制约作用。而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上，检察院就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过程中起到互相之间的制约作用。因此，最高检的《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是一道令落网贪官头痛的“紧箍咒”。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