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简装《新华字典》，长14.3厘米、宽9.5厘米、厚3.8厘米，是1953年刘少奇赠送给受邀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花明楼公社社员成敬常的学习工具书，成敬常一直把它当作贵重物品珍藏。劳动之余和亲遐时间，不时拿出来查阅生字，帮助他增长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后来作为嫁妆赠送给女儿结婚，女婿扶定松视为传家宝。这本字典经过长时期使用已经陈旧发黄，封面、封底、封脊脱落，缺少1至6页，附录部分仅剩目录，装订线多处断裂。1989年元月，扶定松将它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本字典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人民群众的重要见证，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掌握农村实际情况，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决定在家乡聘请几位农民通讯员，经常给他反映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和干部作风情况，收集农民的意见和要求。花明楼公社社员成敬常、王端生、邓子卿、王升萍、齐海湘等就是他经过公选的家乡农民通讯员。

　　成敬常，炭子冲农民，突颧骨，宽下巴，高个子，大力气，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和刘少奇是远房亲戚。成敬常的父亲成秉真是当地一位挺有名气的中医，是比刘少奇大12岁的表哥。父母曾想让少年刘少奇随成秉真学中医，兄弟交往较多。刘成两家相距一华里，来往甚密。

　　1953年9月下旬，成敬常接到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发来的邀请函，欢迎他与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王升萍等农民通讯员去北京相会。9月2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被安排入住中央机关翠明庄招待所。刚办完住宿手续，就有一名中办工作人员前来通报：少奇同志派车接你们去中南海。车子穿过闹市区，七弯八拐，来到中南海一幢青砖灰瓦房子门前，因年代久远，房屋十分陈旧，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官邸相差甚远。

　　推开车门，一眼就看见刘少奇、王光美站在门前台阶上迎接，主动与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伯，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边说边用手势比划：“你是成敬常吧？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你应该叫我九叔，你父亲比我大！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同志，你们还是按这里的称呼吧，听起来更顺耳！”

　　刘少奇的一番家常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初见时的拘谨一扫而光。刘少奇、王光美热情地把客人请进办公室。办公室西墙有四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一排整齐的书柜和文件柜。书柜对面摆设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几把靠椅。家乡客人落座后，刘少奇装烟，王光美泡茶，浓浓的乡情让客人充满幸福感。

　　刘少奇与客人的谈话是从家乡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想起许多少年时期的老朋友，逐一问起他们的名字和家境，关心他们身体好不好，问他们各自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随后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粮食供应……。成敬常说：“土改以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基础差、底子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跟炭子冲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认真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几位到北京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怎么样经常保持通信联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一到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也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肚子里墨水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得过去。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意见、了解情况，寄给刘主席的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大家齐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刘少奇笑了笑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名胜古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来家里吃一顿饭！”

　　10月1日，是国庆四周年纪念日。作为刘少奇同志家乡的农民代表，成敬常一行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此后，成敬常一行还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公园、故宫等，饱览了首都风光。在离京返乡前，刘少奇特地把这本《新华字典》赠送给了成敬常，希望能提高他的识字写作能力，做有文化的农民通讯员。回到家里后，成敬常和他的伙伴们忠实履行了农民通讯员的职责。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调查。5月3日至9日，他回到阔别近40年的家乡花明楼，就在出生地炭子冲旧居住7天。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农民缺医少食，生活相当困难。刘少奇在花明楼调查期间说：“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亲友们一是不怕你，二是信任你，可以对你讲真话。”

　　刘少奇回乡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脚穿布鞋，走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问生活怎么样？问党的农村政策有没有问题？对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就是在这一天，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同来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看望成敬常。1953年成敬常从北京回乡后，老老实实按照刘少奇讲的，坚持每年写两封信向刘少奇汇报当地农村的真实情况。但自1959年以后，刘少奇再也收不到他的来信，联系突然中断。这次到成敬常家里来，得知他得了水肿病，刘少奇几乎认不出他了，拉着他的手说：“成二爹，八年不见，还好吧！”成敬常激动不已，连忙说：“刘主席好啊！”“成二爹，农民没有饭吃，是的吧？”刘少奇边问边给他递烟。成敬常点头说：“是的，是的。”“农村为什么搞成这样？1953年在北京交给你们的任务，为什么近年没有完成。”“应该要完成，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但不见回信，所以没写了。”“写信来了，我怎么没有收到？”“我确实写信汇报了，乡里乡亲不会说假话。”成敬常是个忠厚老实人，刘少奇相信他。那么他写的信为什么收不到呢，难道有人限制农民通信自由，阻止人民向上反映情况？他嘱咐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要保护人民的通信自由。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并感慨地说：“看来，我作为国家主席都没有通信自由了，何况群众呢？”经工作人员到邮局查询，原来某些基层干部担心“家丑外扬”，擅自将农民通讯员寄给刘少奇的信扣压了，没有发出去。

　　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郑重地对当地干部说：“群众给我写信，并不是要捣你们公社、大队的蛋，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过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我还想继续和他们保持通信联系，要求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好不好，请公社、大队再不要扣我的信了。”并批评说：“听说给毛主席的信也有人扣，这很不好。”刘少奇同志诚恳的忠告，严肃的批评，对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查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如今，每当人们看到这本残缺不全的《新华字典》，就会想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作者罗雄同志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