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即是家国同构，家国合一，政治与伦理合一。家庭既是全家人生活的共同体和生产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细胞，社会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每个家庭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搞好家教才能“修身”“齐家”；只有通过“修身”“齐家”，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注重家教，不仅是个体家庭和家族巩固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在整个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

　　左宗棠不仅自己深受家训文化的影响，他在家庭教育上也很强调要认真学习家训，他常引用的教材是《小学》《幼仪》《弟子职》《女诫》等。《小学》由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而成，是古代家教最重要的教科书。全书共386章，含内篇、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凡214章，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个类目。其中，立教、明伦、敬身三目，引用远古圣贤的言语，是整部《小学》的重要内容，是《小学》的纲要；稽古一目，则主要摘取远古圣贤的事迹行为，用来充实和证明前三目中所说的道理。

　　外篇凡共为172章，分嘉言、善行两个类目，收集了从汉朝以来先贤们的嘉言、善行，用以扩充篇中立教、明伦、敬身的内容。朱熹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就是要儿童能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能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小学》中，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应对、读书写字及各种杂细事宜，都作了很好的示例，对儿童的起居、学习，有着详细的规定。同时，其还在多处强调，通过儒家仪礼的学习，引导儿童品德的养成，以此来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小学》不仅汇录了圣贤之语，名臣名儒的嘉言善行，还摘引《颜氏家训》《弟子职》《童蒙训》等家训精华，故成为后来人们共同尊奉的家教宝典。

　　《礼经·曲礼》中有《幼仪》一节，左宗棠所言《幼仪》，或指明方孝孺所撰《幼仪杂箴》。《幼仪杂箴》载于方孝孺所著的《逊志斋集》卷一。方孝孺一生以儒家圣贤自视，著述《逊志斋集》，其目的就在于讲述如何通过修养心性，成为“明王道”的道德君子。《幼仪杂箴》总计二十目，先后列了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二十项，前边有序。《幼仪杂箴》二十目，把理学关于修养心性的内容和具体方法归纳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而方孝孺又把《幼仪杂箴》放在全集首卷，可见他对日常修养的重视。《幼仪》类书，除方孝孺《幼仪杂箴》之外，清代汪志伊还撰有《节韵幼仪》，也是教育儿童待人接物，举止礼仪的启蒙之书。

　　《弟子职》是《管子》中的一篇重要内容。郭沫若先生在《管子集校》中认为，“《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之学则，故被收入《管子》书中”。《弟子职》记述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类似今之“学生守则”。作为稷下学宫学则的《弟子职》，集中反映了稷下学者教育思想的核心——尊师与重道。清代洪亮吉认为，《弟子职》“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庄述祖也认为，其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如今看来，《弟子职》确然是一份非常真实、非常完整、非常宝贵的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文献。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为人处事道理的私书。班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女诫》被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女性教育要籍。班昭将以前分散在各经典中的伦理纲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纳，从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和行为准则。该书问世后，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宋明理学家的鼓吹，对后世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左宗棠以《小学》《幼仪》《弟子职》《女诫》进行家教，在他留下的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如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在写给六岁的长子孝威的第一封家书中，劈头就问：“尔近来读《小学》否？《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古人说，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退、吃饭、穿衣，均有现成的好榜样。口里读着这一句，心理就想着这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这样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会读书。将来可成就一个好子弟，我心里就欢喜，这就是尔能听我教，就是尔的孝。”

　　左宗棠在与其师贺熙龄讨论教授陶澍孤子，即后来成为自己长女婿的陶桄时也说：“为教无方，诚未可以预拟。然《小学》《幼仪》，不可暂废”。左宗棠的家教不分男女，在女教问题上也很重视家训的教化作用，并增添了《女诫》这样一些针对女教的特殊教材。咸丰十一年（1861年），长子孝威结婚，娶左宗棠业师贺熙龄季女为妻，左宗棠此时正率领他的楚军转战江西乐平、兴安、广信一带，与太平军鏖战，但他仍然很关心新媳妇的教育问题。他在与夫人周诒端讨论训媳时说：“新妇性质何如？‘教妇初来’，须令其多识道理。为家门久远计，《小学》《女诫》可令诸姊勤为讲明也。”

　　左宗棠以《小学》《幼仪》《弟子职》《女诫》等家训经典，来训示和规范自己家人，其效果我们可以从杨公道记载的一则轶事中窥探一二。杨公道《左宗棠轶事·家教》载：“公（左宗棠）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妇女则黎明即起，各事其事，纺织缝纫外，不及外务。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闻至今后人均能遵守遗训，无敢失坠焉。”考察左宗棠生平，其禀性刚直，天生英豪，却崇奉理学，恪守程朱仪轨不稍有懈怠，又严以立身，清廉不苟。子孙后代秉承左氏家训，正直立身，自强不息，代有闻人，而从未曾出过高粱纨绔、危害国家社会的不肖之徒。此足以证明左宗棠家教的巨大成功和家训在左氏家族教育中起到的恒久影响力和积极作用。

　　作为晚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巨大的事功既有赫赫武功，也有文治勋绩。利用家训兴教劝学和化民成俗即是其文治措施的重要内容。早年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就“因于《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即从朱熹《小学》中采择内容，制定学规，训谕和规范书院生徒，如有不遵行者，则要朴责驱逐出书院，执行非常严厉。后来，左宗棠在西北兴教劝学，大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家训的教化功能和教化作用。

　　如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在批示《平凉县王令启春禀设义学条规由》时就强调：“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薛文清公有云：‘《小学》一书，吾终身敬之如神明，以其为作人榜样，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无不具也’。可录此批示之。准设义学六处，所需《小学》诸书，侯饬驻陕局购到颁发。”

　　《幼仪》《弟子职》《小学》等已成当时西北义学教育的普通教材。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引述，无非证明左宗棠一生对家训的重视，也证明家训，尤其是朱子的《小学》，对左宗棠本人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我们在左宗棠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小学》一书中记载的许多前贤的嘉言懿行，教子、课士、训吏、勉友和自勉。

　　除了《小学》《幼仪》《弟子职》《女诫》之外，左宗棠也有将儒家经典作为家训使用的倾向。他的部属、第一任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就说他：“身在行间，讲学不辍，尝手书《孝经》、《东西铭》《正气歌》之类，付手民刊布。每克复一城，招徕抚绥，兴教劝学。”则由此看来，《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在其兴教劝学的过程中发挥着家训的作用。

　　（来源：《清风》杂志作者：谢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