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12月25日下午，医疗科普媒体号丁香医生一篇头条文章《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将权健集团送上头条，也让众多年轻人们为父辈们发声，控诉权健对家人的欺骗行为。

　　在对权健集团声讨时，人们忽视了网络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讲，除了线下传销，不断被转发的养生、保健品相关网络信息不能说对长辈们的盲目购买毫无责任。从积极方面讲，本次年轻人在网络的集体发声，又是否能够形成舆论浪潮，有效地保护受骗的长辈们？互联网作为一个传递平台，看似无辜，实则将与权健相关的各方主体串联起来。如此错综的关系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这场事件中，互联网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互联网首先做到的，是阻止不上网的人获取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地球村”理论，认为数字时代将人类重新部落化。在传播学意义上，地球村意味着网络中的人们可以平等、自由地表达、交流信息。作为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很容易认同地球村会给世界带来好处，可常识也让我们忽略了“沉默的数据”——那些不上网或者不擅长使用网络的人。2018年中国网民已达7.7亿，看似数目庞大，但这同样意味着在讨伐权健风头正盛时，中国依旧有7亿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据统计，55岁到64岁的中国公民中，80%都属于这些不上网的人。也就是说，当网民们在网络上对权健口诛笔伐，他们自己不上网的亲朋好友也许正对权健的传销活动跃跃欲试，做着月入数十万的美梦。

　　互联网无法帮助不上网的人获取信息，那么当长辈们开始上网，不均衡的信息获取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吗？答案恐怕依旧是不能。作为印刷时代遗留在数字时代的最后一批人，媒介素养的缺失使父辈们成为网络传播中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繁复的信息中他们很容易丧失辨别能力。

　　上一辈的人大多喜欢用上一辈的意识思考问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生活中，媒体采编流程严格繁复，是具有公信力的存在。这样的意识延伸到了网络时代，即使某条网络信息的制作只需要一人、一机、一小时，也很难阻止大多数长辈对其无保留地信任。何况几十年前教育并不普及，绝大多数中老年人意识更新速度赶不上媒体更迭，想让寻常中老年人理解现代传播逻辑，是极其困难的。

　　媒介素养限制了父母的分辨力，对健康的担忧使这种轻信不得不行动化。权健之流就抓住了这种“难得的机遇”：旧的思考机制还没有完全退出，新的传播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只要抓住痛点，制造焦虑，就可以产生购买力。

　　这时，互联网被用来充当传播焦虑的平台。保健品营销在传播焦虑时格外成功，家庭长辈最关心的往往确实是自己与家人的健康。《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对衰老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乌尔比诺医生感到，五十岁后的午间小憩时，内脏的一切情况他都能体察得到。互联网中泛滥的养生信息或许并不皆为广告噱头，但它们确实刺激了中老年人的焦虑和恐慌。一旦恐惧产生，说服就有效了。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这样的“奇迹”，制造焦虑，进行传播，达成说服，短短三个步骤，就可以无中生有。保健品行业也就通过信息黑箱，在拉动诱导消费的路上一骑绝尘。

　　与现实相互分离后，网络在自己的世界里分裂出了无数讨论组，直接导致年轻人的网络发声无法进入父辈的世界。2018年微博用户的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年轻用户占81%，40岁以上用户只占5%。这样的数据说明了一个问题：所谓微博上对权健的声讨，对假消息的声讨，不会出现在长辈们的视线中。年轻人的圈子与长辈的圈子边界分明，不理解、难渗透是双向的。父母在另一个网络圈子里对我们抱有疑惑，而我们往往对父母朋友圈里转发的信息哭笑不得。虚假信息在中老年人自己的交流圈中得到认可与传播，信任就被深层次加固。朋友圈中长辈们一条接一条的“养生常识”组成了冗长坚固的信息流，我们只能站在屏幕外，旁观长辈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无条件信任，却无力介入其中。

　　这是一种令人担忧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些权健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家庭，还被架在数字鸿沟的两端。父辈们本身媒介素养的缺失和不良商家的乘虚而入，导致互联网的力量并没有带给“父母们”我们想象中的好处，反而可能将“父母们”推向困境。青年网民的集体发声，无疑是对数字鸿沟的一种挑战。儿时我们总是接受父辈的教育，可当传播话语权离开那个年代，大多数父辈们不可避免地被留在了过去。这样的落差让我们觉得不可接受，但无可奈何。甚至当我们试图抹杀这种信息差距时，却发现这是无法更改的过渡时期的烙印，只会在这个现实与数字交接的时代出现，也必然在这个交接的时代出现。

　　既然数字鸿沟阻碍了父辈对真实信息的感知，那么对权健的打击有后续意义吗？一个权健倒下了，千万个束昱辉还能站起来。虚假、恶意的网络信息给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从魏则西事件到罗一笑事件，丰富的网络信息刺激着读者的焦虑、同情、恐惧，最终目的是让网民们打开钱包，却不曾考虑过欺瞒可能对消费者带来的伤害。对此，我们首先应当想到法律约束。互联网信息规范的体制亟需被建立，虚假、恶意的信息应当得到限制，正确认识媒介的宣传体系也该构建起来。来自权威的解释说明会得到父辈们的认可，父辈们分辨网络信息真伪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这是一次角色颠倒的学习，也是一次需要宽容的保护。对年轻人来讲，和父母位置倒换并不容易，对父辈而言，承认自己被时代落下也十分艰难。在合理的监管体制得到建立前，两代人都要背负这样特殊的任务，行走在数字鸿沟的两端。而在这场与数字鸿沟的对抗中，填补信息差距不是最重要的，对亲人的爱和保护，才是阻止他们受到伤害的关键。

　　文/刘智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