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穿过各式各样的衣服，或素雅或明艳，或清新或华丽，但是再灿烂夺目的衣服都比不上我的“工商制服”。

　　当我还是懵懂孩子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刚刚得到平反，被从银行系统调到了新成立的市场打击办公室。换了新的工作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不管刮风下雨，父亲坚持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赶到铜官的源嘉湖市场（现在的嘉苑市场）收市场管理费。时隔不久，市场打击办正式更名为工商局，有了正式的编制和服装，父亲因此也有了生命中第一套制服。

　　记忆中的穿着制服的父亲总是特别精神——头戴大盖帽，红色的国徽在黑色的帽檐上闪耀夺目，浅灰色的制服外披毛领长棉制式大衣，脚踏“三接头”的制式牛皮鞋，走在铜官古街的麻石板上，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每天在苏廖垸、梅花岭、茶亭镇上总能看到父亲穿着制服，走村串户的身影。渐渐地经营户们和父亲都熟络了起来，还亲热地称呼他为“黎干部”。

　　小时候妈妈、哥哥和我住在乡下，父亲每隔半月会步行二十多里地来看望我们。每每看到身着制服的父亲从远处的田埂上走过来，我便蹦蹦跳跳地迎上去，让我雀跃地不仅仅是父亲公文包里那包五分钱的葵花籽儿，还有父亲把大盖帽扣在我头上的那种感觉。我欢天喜地的“抢过”父亲的大盖帽，用帽檐遮住双眼，麻花辫在身后飞舞，从此我也开始憧憬着自己头顶国徽、肩扛红盾、穿上制服的样子。

　　1993 年，带着儿时的梦想，我加入了光荣的工商队伍行列，如愿以偿地穿上了我向往已久的工商制服，欣喜若狂的我，为了规范着装特意剪掉了一头长发。穿上铁灰色的第二代制服，配上齐耳的短发，戴上大盖帽，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穿上制服是很威武，可你要知道，头顶国徽、肩扛红盾意味着身上肩负的是国家赋予的使命，是人民对你的期盼！”那一刻我觉得肩上的红盾沉甸甸的。

　　进入工商局后，我被分配在望城县莲花工商所工作，主要负责莲花村片区的收费。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是穿上制服，骑着“凤凰”牌自行车，与同事一起翻山越岭，收着十元、二十元的工商管理费。时间久了，每当穿着制服的我出现在山村的公路上，熟人碰到了老远便会打趣到：“黎妹子！今天又下来收费哒？年轻妹子，穿上制服，真好看！做我屋里儿媳妇算哒！”一串串笑声在山沟里盘旋。

　　因为制服，我爱上了我的工作，但工作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1995 年，我接到工作以来的第一起消费者投诉，一位当地农民投诉镇上农技站售卖的种子有质量问题，导致发芽率不高。当时由于我缺乏工作经验，认为投诉者没有证据，拒绝处理。但所长知道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他向投诉者认真了解了种子的浸泡过程、发芽情况、播种时间，又向农技站询问了投诉者购买种子的数量、价格等情况，然后带着我去了秧田进行现场勘查，拿着卷尺测量秧田的面积、秧苗的间距，最后确认是由于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才导致发芽率不高，最终农技站向投诉者赔偿了应有的经济损失。

　　事后，所长的谆谆教导我至今难忘：“穿上这身制服，处理事情就不能马虎了事，要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办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

　　2005 年，第三代工商制服改版成深蓝色，因每套制服是量身定制，穿在身上更合身更贴切，制式棉大衣也改为轻薄的制式羽绒服，唯一不变的是：还是头顶国徽，肩扛红盾。

　　2008 年，父亲重病，病床前的衣架上始终挂着父亲退休后一直舍不得丢掉的第二代工商制服，虽然袖口和领口都磨损坏了，但依然整洁而干净。弥留之际，父亲说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穿上工商制服走。我含着泪水给他老人家换上了丈夫一套崭新的第三代工商制服。那一刻，父亲面带笑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2009 年，工商系统职能发生巨大的改变，由以收费为主转变为以监管服务为主。我的工作岗位也被调换到注册登记分局。窗口的形象代表着整个部门的形象。每天换上制服时，我都提醒自己一言一行按要求来，耐心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尽量做到人人满意。几年窗口服务的摸爬滚打，我被练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全能选手”，从最初的档案装订到名称核定再到各类企业的业务受理，整个注册登记工作流程了然于心。

　　2015 年，凭借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我竞聘成为了白沙洲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我的制服也由工商制服变成了市场监管制服，这身全新的制服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与担当。

　　现在我依然珍藏着那套曾经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工商制服，它不仅是在衣柜里，更是在我心里，承载着我与父亲两代工商人永远不变的红盾情怀。

　　（本文作者黎壮丽系望城区市场监管局白沙洲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