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刻，我们要对出版的价值更有自信

　　龚曙光再赴媒体年度之约，直指出版业转型困局症结，对业态革命谋策划略

7月19日，深圳，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回答记者提问。图/记者辜鹏博

　　每年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之时的“媒体见面会”，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与媒体记者们的“年度之约”。到今年，这个约定已经履行了整整十年。

　　同时身为企业掌门人、资深媒体人、文学评论家、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的人生从不拘泥于同一片空域。而就在一天前，龚曙光的散文作品《日子疯长》正式付梓面世，让龚曙光的一长串身份中又添上了“作家”二字。多元的身份带给龚曙光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嗅觉，这也是众多媒体人无论身处天南地北，总会定时赶赴这场“年度之约”的秘密之一。

　　当然，出现在深圳见面会现场的记者也有其他心思：2018年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组建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间，中南传媒成功实现了转企上市的华丽转身，把自己打造成一艘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航母，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听一场洋溢胜利喜悦的经验分享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然而，记者们的算盘却落了空。在对话中，龚曙光对中南传媒过往成功的经验只字未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出版业缺乏自信的现状和转型困局的症结所在。面对必将到来的业态革命，他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谋策划略；而谈及激荡时代中文化企业不变的责任与坚守，他在兴奋中又流露出几许温情。正如他所言：今天的出版虽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但出版人仍“应抬起头来，昂首阔步往前走”，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对出版的价值更有自信”。

　　出版的出路在哪里

　　龚曙光：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坚持每年在这个场合和大家聚一聚？就在前天晚上，我在写一篇关于意大利的散文，这让我想到，最初我要做这样一个媒体见面会的灵感来源正是米兰城。米兰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时尚之都，所谓时尚，说到底无非是那些世界上著名品牌对社会思潮、审美流变的感悟和表达。照这样说，我们书业和时尚界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时尚界追求的不外乎流行二字，我们不也一样，一天到晚总想做畅销书吗？畅销书不就是书业的时装吗？

　　米兰每年有这么多场时装秀，品牌们能把自己在一个季节的产品，展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五光十色。这让我不由思考：我们书业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对于社会思潮的流变、审美欲求的表达和图书销售的走向，我们能不能给出自己的判断？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我每年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分享我最新的观点。这个事情一做做了十年，媒体朋友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回过头看，业界却应者寥寥——书业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成不变、吭哧吭哧地往前走，编辑还是埋头在书案上一笔一画地改稿子，好像这个行业让人习惯于埋头拉车，不太习惯抬头看路。但愿我们的行业未来能慢慢多一些看路的人，把事情做得更有底气一些、更有引导力一些、更有趣味一些。

　　从历史看，出版业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担任的使命是如此重大，所以它应该更有底气；从融合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也在逐渐实现从纸介质向屏介质，从文字出版向语音出版、影像出版的变化，前途不也是很光明的吗？哪怕有一天，所有的传统媒介都被替代，出版业很可能是最后消失的那一个。因为相对于其他行业，出版业对于思想流变的感受会更深刻，对审美流变的记载会更久远。既然如此，今天的出版就不该继续把头埋进裤裆里不敢示人，而应抬起头来，昂首阔步往前走。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对出版的价值更有自信。

　　记者：出版业要实现振兴，除了要有自信的心态外，还要面对外部重重挑战。您认为当下出版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此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手段可以利用？

　　龚曙光：我们首先要明确：出版现阶段要解决的不是做大的问题。从数字看，出版现在的确还在增长，但这种增长不会影响我对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从历史进程看，出版业已经从突破期进入盘整期，它现在所面临的是调整的问题而非增长的问题。

　　虽然出版业自身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品种、开拓新的地盘，但整体而言，作为阅读产业的源头，出版还是受到挤压和挑战的。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出版的敌人不是数字出版、在线阅读、知识分享，而是在线娱乐。肉烂在锅里不是问题，要关注的是肉是不是还在锅里，有没有被人拿走。对于出版而言，在线娱乐造成的阅读人群减少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出版业再努力，也很难变得更好。

　　说实话，这个问题并不太好解决，但至少有几种可行的路径：其一是让一个彻底的时代教训敲醒这个民族，使其顿悟娱乐至死的终点是民族致死。这样的反思如能形成，阅读的回归和阅读人群持续扩大也不再是难事。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一些社会对阅读的那种普遍钟爱，很可能就是经历过某个仓皇的时代之后，一个民族所作出的集体选择。

　　其二是国家关于阅读的立法能真正化为措施、推行到位。为阅读立法的民族不少，但是能够把法律变成公民的意识和生态的不多，我们也尚不在其列。在国家推行阅读法的过程中，究竟能否成功把法律约束变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我想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阅读的复兴也可期待。

　　其三则取决于受众对阅读媒介的接受能否顺利走出过渡期。用户在面对新产品时总是需要一个适应期。阅读器、在线阅读，所谓的听书、知识分享，现在看起来一个个都站在风口上，但它们相对纸书究竟是部分适配产品，还是无限替代产品？恐怕还需要时间检验。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纸书的无限替代产品，但用户还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在心理层面仍需要时间来过渡。当用户逐渐发现这些产品只能有限地适配某种阅读需求时，图书不可替代的那一部分功能也会得到对应的强化。

　　如果我讲的这三种状况同时实现，那么在前方等待传统出版的一定会是难得的机遇；哪怕只实现其中一种，都将构成一种极大的利好。但我这样判断，并不意味着传统出版就可以一成不变。既然目前市面上没有纸书的无限替代产品，那么有限的适配性产品的重要性就会更加凸显。我认为这些产品也是出版革命的一部分，它们的兴盛也是出版的兴盛，只要它不变成娱乐产品，就仍是出版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应该主动把它们划到出版的领域和份额中来。

　　中南传媒的转型是一种自觉

　　记者：去年至今，有多家上市大型国有出版集团的财报出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回落。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传统出版的势能已经日趋枯竭，而变革已经成为行业的必由之路？

　　龚曙光：传统出版企业所碰到的困难就是这个行业所碰到的困难。传统出版企业必须要走融合发展之路，这是一个不需要再论证的话题。唯一不同的是，有的企业走了，有的企业没走；有的企业走通了，有的企业还在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统出版业所碰到的困难，虽然看上去都是具体的问题，但它们的来源却是共同的，就是介质更新所引发的业态革命。

　　中南在去年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政策。管理部门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对教辅的发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这对我们而言，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种革命迟早是要到来的，它至多是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快了一点，猛了一些。猛一些也没关系，只要不把我们击倒，就给了我们重新调整产品、重新走出渠道、重新构建业态的可能。如果我们坚持，形成了全新的产品、全新的渠道、全新的业态，那中南传媒就可能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出版业中变革最快、最深的一家企业，到那时，中南传媒现有的优势也能发挥得更充分。

　　记者：我们了解到中南传媒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战略规划，您能否透露一下规划的精神与具体策略？

　　龚曙光：最近我们确实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对中南传媒未来五到十年的出版战略重新进行规划。我们过去是做过“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在“十三五”刚行进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又来调整这个规划，说明我们之前的规划是存在不适应的。

　　哪些方面不适应呢？第一，我们过去的规划并不完全适应十九大之后整个国家整个格局的变化。所以调整的方向首先是要充分适应并有效服务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时代，中南传媒这样一个舆论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强大的出版阵地怎么守得住，如何才能加强，这是第一位要调整的。第二个要调整的是紧跟技术的迭代周期。技术虽然永远都在路上，但是其发展迭代也是存在周期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是现在最热的技术，而它们与出版业衔接的板块如今大致进入了一个迭代期。比如数字出版问世也有十年时间了，而发展到今天，它也无非是在产品上多了一个知识分享，在介质上增加了一个音频而已，十年过去，数字出版在呈现方式上并没有实现颠覆式的进步，我们所期待的电子纸也没有投入日常使用。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里，作为一个出版企业，我们还剩哪些地盘，这些地盘里哪几块是可种的、哪几块必须种好，必须得到进一步明确。第三个是要进一步看清自己，确定自己的核心资源在哪里，别人的核心资源在哪里；你的核心资源守不守得住，别人的核心资源抢不抢得来。

　　在对上面三点做出判断后，中南传媒未来该在哪里发力，人往哪里走、钱往哪里投、资源往哪里聚就很清楚了。所以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彻底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在战略上不留盲区。

　　规划的第二步则在于要彻底明确战略的主攻方向，把仗打在主战场上。中南传媒这么大的企业，在集团层面我们要管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中南传媒有几大战区，分别打什么战役，打到什么程度是我要管的问题。而仗怎么打赢就要交给各个子公司来思考了。

　　规划的第三步，多余的坛坛罐罐一起打碎。我们现在有很多坛坛罐罐。我们现在的很多专业社都像综合社，很多编辑什么书都接。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每个编辑究竟干什么、吃什么饭。这势必会让我们丢掉很多选题，在我看来，丢掉也没什么可惜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个出版社最多只能做五个板块，两个核心板块、两个培育板块、一个机动板块。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整个中南集中各个资源把几大板块和核心产品做好，服务于我们的核心人群。

　　记者：在中南传媒新的战略中，有没有明确要涉足的新技术与新方向？

　　龚曙光：站在我的角度，我很难回答中南传媒的新技术方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要做，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中南传媒现在涉及新技术的企业将近二十家，现在还有大量的出版社自觉在转型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南传媒现在的转型，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整体的转型，很难用某一个点去代表中南传媒的转型。

　　比如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线上平台“贝壳网”，现在就做得风生水起；而作为一个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网红”。和兄弟机构比，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两年来，中南传媒的一线机构在数字化、新技术化上的积极性和行动力都提高了，这是一件很令我欣慰的事情。我今天还不明确中南传媒未来和技术融合的方向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中南传媒有这些机构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或许不是每一家都能走通，但我相信有些公司会走出来，哪怕走到一半，也会有中间成果可以收获。

　　赚什么钱更重要

　　记者：在当今的语境之下，衡量一家文化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中南传媒这十年的发展，是否符合您的标准？

　　龚曙光：大家经常说，卖产品的企业不好，卖版权的企业不好，只有卖标准的企业最好。当今衡量文化企业成功的标准，不是我来定。不过作为一个企业掌门人，领导团队去追求什么，还是会对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有所影响。

　　一般来讲，衡量一家文化企业的优劣，应该有四个维度：第一是能不能赚到钱，第二是赚多少钱，第三是怎么赚钱，第四是赚什么钱。

　　中南传媒肯定是能赚到钱的，报表上的利润就是证明；而且到今天为止，中南传媒还是赚钱比较多的文化企业，在所有文化上市企业中也排在前面。怎么赚钱很重要，这一点我给中南传媒打70分。首先，中南传媒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合法所得；其次，中南传媒赚的钱主要依靠主业，营收和利润九成来自于出版，这句话“好说不好做”，放眼全世界，能做到的企业也不多；我们存在的不足在于，主要赚的是传统业态的钱，新业态的钱占到15%～18%，这也是为什么我只打70分的原因。假如新业态赚的钱能占到70%，我会打90分。

　　赚什么钱更重要。中南传媒这些年可以说赚的是百分之百的良心钱。此话怎讲？中南传媒到目前为止始终承诺绝对不涉足成瘾性游戏。现在大大小小，上市的、没上市的企业都在买游戏公司，好像不做游戏，文化企业就不值钱、就没有未来一样。对于这一点，我跟投资人说，你可以不买中南传媒的股票，但我们就是不做成瘾性游戏。我们作为一家天天教孩子怎么读书的企业，怎么能突然翻脸，说黄金屋和颜如玉都要到游戏中去找？中国什么时候穷到要以牺牲一代孩子的命运去挣钱了？所以别人在游戏上赚多少钱我都不眼红，在这个问题上中南传媒坚决不做，我们不会把一个民族的未来拿去换钱。

　　记者：我们注意到，中南传媒正在和湖南机场集团共同打造国内首个“书香机场”文化主题区，并准备斥资千万建造国内机场最大的文化主题书吧，请问中南传媒打造这个项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未来在催动书香社会建设中还有怎样的规划？

　　龚曙光：倡导阅读不仅是企业要实现的目标，而且是我们必须率先参与的行动。假如一个出版机构都不率先来推动阅读，那么社会上还有什么样的企业需要来参与、愿意来参与呢？在这层意义上，即使这件事很困难，我们也要去做；即使它的成本很高，我们也要去支付。我们算的不是经济效益的账，而是社会效益的账。

　　中南传媒现在不仅在和机场合作，也在和高铁合作。未来我们将在湖南的整个人口流动体系建设一个完整的书香系统。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这首先是中南传媒作为湖南最重要的文化企业所应履行的一份职责，我相信这个系统对于提升和优化湖南的文化形象肯定会起到重要作用。

　　建设书香空间的第二个目的是营造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个读书的地方和没有一个读书的地方，对于旅客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他没法去；有了，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但一定有人去。我们在长沙南站设置了很大的阅读区，我几次进去，发现人都是满的。有了这个空间就有了读者，通过不断地创造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不断地培育自己的读者。

　　最后，我相信这样的空间也一定能带来销售。一本书印出来，到不了读者手中的时候只是一本“印了字的纸”，只有被人读到的时候才会真正成为一本书。所以我认为一个卖书的机构赚多少钱不重要，把书卖出去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书香空间也是一个出版机构拓宽市场、服务社会的重要渠道。

　　潇湘晨报记者 徐海瑞 《出版人》记者 杨帆 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