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城乡融合发展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重塑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方向，表明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新矛盾决定城乡融合发展新方向。矛盾之变决定着全局之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时代课题。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而言，最不平衡的发展就是城乡发展，最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农村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在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又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财产分化严重。目前有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难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期游离在城乡之间，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和流向不合理，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不高、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仍是当前社会突出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农村人口总量的基本国情，决定着没有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把三农工作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部署，以乡村为切入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破解一个重大的时代难题：城镇化难以逆转，如何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同时避免乡村空心化并振兴乡村。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人口大国既要全力以赴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又要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工农关系问题。而中国成功地破解了如何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确保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个时代难题，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发展奇迹。在新时代，我们要如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那样，始终将乡村发展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处理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方向。

　　2.新目标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新要求。要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归宿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要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探索的“美丽乡村”到“美好乡村”的发展实践，将城乡融合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社会发展，落实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上来，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的新跨越。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取向使然，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一种“先城市化，再逆城市化，然后再城市化”的波动性的城乡发展模式。笔者认为，作为更高社会形态的城乡融合发展，不再是一个单向过程，既不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也不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互促互进，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整体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揽，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工统农”“以城统乡”、以扩张城市减少农村减少农民的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突出了乡村发展的中心地位和城乡关系的平等地位，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不同生活方式的平等选项，城乡彼此相互依存共荣共生。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更新发展理念。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因为每一个村庄的形成都是社会与自然演变的结果，很多村庄的形成有千百年的历史，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规律，把发展理念上升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大战略上来。二要激活内生动力。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乡村的自主发展，使农业发展不再服从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村发展不再服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民发展不再服从市民发展的需要，实现乡村从被动地接受城市与工业的反哺和扶持、被动地接受城市与工业发展的带动和辐射，到成为与城市并行发展主体的转变，在保持城乡各自独立性和差异化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乡村主动性，充分激发乡村活力。三要健全体制机制。“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我国城乡反差为最直观的体现，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需求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市民化改革，建构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对城乡优势资源的统筹利用，推动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四要唤醒乡村潜能。乡村一直被认为是提供粮食、农副产品和工业用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农业的发展几乎是乡村发展的全部内容，而生态、文化、社会的价值优势被忽视。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乡村相对于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出来，乡村的功能进入了多元发展时代。五要建构融合支撑。以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将此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对接点、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支撑点、中心城市的扩散点，把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和集聚，形成城、镇、乡村三者的功能分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

　　3.新时代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境界。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都出现了乡村衰退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的乡村“空心化”与城市“贫民窟”并存，而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就进入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乡村发展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城市与农村从分离最终会走向融合，其轨迹大致要经历三个辩证发展阶段：城育于乡，即城市诞生于农村；城乡对立，工业革命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造成城乡分离；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逐步消除城乡差别。马克思认为，消除阶级差别和城乡不均衡现象的“城乡融合”，使城乡成为更高级的社会综合体，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更是直面乡村发展的焦点、难点问题，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到户籍并轨，不断推进土地制度、公共服务这两个最基本制度的变革，工与农、城与乡的界限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冰点正在消融、难点开始破题、底线加紧筑牢。5年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在总结中外城乡发展经验基础上，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着眼于当前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

　　文/陈文胜（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