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随笔】

　　这两天，《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在朋友圈刷屏。医疗圈外的很多人感叹：“原来感冒真的可以死人！”医生们则重申：“流感疫苗很重要！”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让地球上少了2.5%~5%的人。百年过去，人类并没有完全战胜流感，尽管接种疫苗未必100%有效，但依然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措施。然而，目前我国每年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2%。个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百姓对疫苗（不仅仅是流感疫苗）存在认识上的困惑。这就需要社会全面、理性看待疫苗的功过，而不是被“局部事实”带向恐慌和怀疑。

　　人们常常习惯“好事不该有风险，有风险的就不是好事”的思维模式，一些报道也在类似思维指导下以揭露“真相”的面目出现，而很少告诉公众医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因难以完美，人类给医疗行为找到一个重要指导原则：获益最大，代价最小，两害相权取其轻。

　　疫苗同样遵循此原则，“不良反应”就是“代价”之一。疫苗从研发到获批有层层关卡，就是要筛出让人类“获益最大、代价最小”者。“小”既指病情，也指不良反应发生率，即使有可能致残致死，概率也极低。比如天花疫苗终结了天花之祸，但很少有人知道接种天花疫苗后的死亡风险大约是百万分之一，比我们儿童期接种的多数疫苗都危险。

　　此外，我们的传播里很少提及“群体免疫力”，好像打不打针只是个人选择。其实，传染病预防既是个人的事，也是群体的事，接种是1+7大于8的事情。比如乙肝疫苗，刚开始时只针对高危人群，但感染率没有明显下降，直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所有新生儿都接种，感染率才大幅下降。即使不接种，人群中感染的也只是部分，那么大多数呢？他们其实为构建群体免疫力尽了责任，为根除这种疾病奠定了基础。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不良反应百万分之一，落到个体头上就是百分之百”。这确实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个体”。但正如一位治疗罕见病的医生所说：“人类总有小概率事件发生，罕见病患者是替群体承担了小概率的不幸。”因疫苗不良反应受损的人，其实在背负着群体的小概率不幸。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希望能从制度上对明确因疫苗严重受损的人给予更多支持。

　　小概率事情，或生命奇迹，或偶发意外，或好或坏，都是讲故事的好切入点，但把握不好容易以偏概全。理性的传播应该引导公众客观理解医疗中的小概率事件，不过高期待，也不过度恐惧。做好这样的传播，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否则后果难料。1974年，一个英国医生声称有36名儿童在接种“白百破疫苗”后发生脑病，引起巨大反响，疫苗接种率从81%降到31%。1977年，英国百日咳发病率由此前的接近10万分之一上升至1/1000至1/500，许多孩子因此丧命。英国政府经过长期努力，才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心，直到20世纪90年代，百日咳发病率才恢复到中断接种前的水平。

　　类似教训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很多时候，不是疫苗本身有问题，而是源自某一个报告引发的恐慌和怀疑。支离破碎但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一些人头脑中找到了宿主，再被传播繁衍，成了不死的“病毒”。这个“病毒”不仅侵袭疾病防御体系，而且还瓦解着人们的信任体系。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对谁都无法信任的世界观，如果像病毒一样繁衍，人类将如何自处？

　　病毒从来就与生命随行，只是当它过量繁衍，就会将躯体拖入病态。质疑也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声音，但缺乏理性背书的质疑，有可能像病毒一样在人的头脑中传染，为社会带来更多混乱和恐慌。针对这种“病毒”，人们也需要“疫苗”来提升认知的免疫力，这种“疫苗”当由科学、理性和信任构成。

　　（作者：安杨，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