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风申曾因制作烟花表演所需的烟火药，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刑。杨风申及家人不服判决，认为制作的烟火药是为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并不违法，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2月29日，二审宣判杨风申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免予刑事处罚。（12月29日 澎湃新闻网）

　　当法律为杨风申老人带上“镣铐”时，安全与民俗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公众的热议话题。很多人说，尽管免予刑事处罚，但杨风申的获罪本身就很荒诞。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一判决有理有据。

　　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枪支、弹药、爆炸物管理的法规，非法制造爆炸物的行为，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杨风申老人制造的“梨花瓶”烟火药已经达到了非法制造爆炸物的“定罪门槛”。但同时，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因此，二审给杨风申老人的判决事实上有理有据，无法辩驳。

　　只不过，法律在有理的情况下更要有情。

　　“法不外乎人情”。法律在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时，是天理也是国法。但是，杨风申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构成安全事故，甚至还属于非遗保护和传承，就算是天理也应该“有容”。如果一味地按照严格的法律条目处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文化传承者送上法庭，反而影响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让公众难以信服。

　　更何况，在杨风申老人之前，浙江就有过类似的“药发木偶戏”传承人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刑拘的案例，当时，当地法院给了“药发木偶”一条未来之路，让其在法律的监督下合理地传承文化。反观石家庄法院的处理，虽说合理合法，但并未有效借鉴先前的案例，对文化、人情的特殊性进行充分考虑。

　　另外，法律的审判吓跑了杨风申新找的接班人。一时间，仿佛79岁高龄的杨风申老人就成为了“古火”烟花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尽管二审的判决可以保证杨风申的人身自由，但“古火”仍然没有自由和传承。于情而言，法律忽视了审判背后深远的社会影响。

　　法律有理无错，但“情理”二字不可强行拆开。面对情和理，法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进行修订，跟上传统文化继承的步伐，不能让安全与民俗之间的矛盾由传承人独自解决。

　　文/蔡可君（重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