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提出依托街道和乡镇，由个人、单位和社会组织承办，盘活辖区内闲置资源，设立一批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不过，该文件所指的对象是3-6岁儿童，此前引起关注的0-3岁不在其列。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幼托教育的真实处境：3-6岁的幼儿园教育日趋完善，6岁以上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但3岁以下却被相对忽视。

　　一般认为，幼托教育从属学前教育，专指3岁以下儿童的托管服务和学前教育。上世纪有一段时期，随着大量妇女外出就业，曾出现大量托儿所以满足家庭的“照顾性需求”，后随着幼托机构裁撤，承担社会照顾的责任又回到家庭。彼时，一个孩子由双方家庭照顾，代际支持资源尚丰富有效。但随着“二孩时代”到来，传统家庭照顾模式出现难题：首先，现代社会大多是职业女性，而大部分省份妇女产假是6个月，孩子半岁后，母亲产假随之结束。其二，由于晚婚晚育推行，作为父母看护的主要支持方式，也不得不面对老龄化的冲击，况且，很多80后、90后也不认同老一辈的育婴观念。其三，去年以来，累积生育势能逐步释放，高龄孕产妇比例有所增高，家庭照顾的压力陡然升级。调查数据显示，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而全国有幼托需求的孩子多达3000万。相形之下，幼托教育资源严重短缺。

　　纵观一系列事件，幼托教育的真正难点在于它不独与“教育”有关，而是牵涉甚广。比如很多家长不放心把孩子托付他人，因为现行法律还没有“虐童罪”，制度环境不完善。还有，“托管服务”既与民政有关，也与教育有关，更与妇联相关，谁是幼托教育的主管部门？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学前教育试点的通知》，被视为“托儿所”重返公众视野的开始，但要成为公办幼托机构，要经过地（市）人民政府同意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另外一条路是民营资本介入，机构在工商或民政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到卫生计生委进行登记备案，再取得公安、卫生、食药监、物价、住建等各部门允许，并要合法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从大多数企业只能委托妇联等机构的情况来看，这一行业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

　　国外已有不少办幼托教育的成功经验。比如丹麦施行公共托育服务，有许多私人日托中心、综合年龄小组等机构，国家保证从业者质量，经过严格训练和评估后聘用；加拿大施行家庭式托育，在取得法定执照后，教育部设立标准，包括基础设施、托育与安全、职员质量、职员与儿童的比例等；美国托幼形式比较丰富，根据家庭和地方情况不同，有些孩子被送到日托或幼儿园，有些进入学校开设的学前班，有些则留在家里由亲人或者请人帮助照看。综上，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大力发展公共幼托机构，明确相应的主管部门，像办幼儿园一样去办托儿所；支持民营幼托教育，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但从业标准应该更严格，特别是从幼师资格中分离出托育方面的专业资格，辅以机构培训，置于全程监管，消除父母的担心，保证幼托的质量。

　　“幼有所育”是关系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的重要话题，其中的幼托教育更关系到很多人的现实需求，希望能尽快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