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江歌案”是一起法律事件，“江歌刘鑫事件”是一起道德事件，也是一起舆论事件。

　　法律不止一种形态，以刑法民法的社会法律来评价刘鑫，固然她没有犯法，但大部分人的批判源于对人性善的期待与恶的震惊。用道德法来评价刘鑫，也没有对错，只有立场，问题是制度与道德谁更具有正当性、谁更具备合法性。

　　在属人国与属地国不同法律体系与原则面前，公平或许应由与文化相关的道德准则判定。道义与法律责任不能完全分开，当法律条文已经不能带给社会安宁，法律判决应该给人性一个出口。法的精神是容忍与妥协，对于这些特殊的事件，期待更完善与服众的裁决。

　　现有调查表明，刘鑫在江歌遇害时，自己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她的“门打不开”之说被日本学生“没有向外推的门”戳破。“见死不救”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从小悦悦事件以来备受关注，但江歌事件中因为见死不救的人（刘鑫）与执行者（刘鑫男友）的关系，出现更复杂的伦理逻辑。当事件与见死不救者直接相关时，也许不能逍遥在法律之外了。根据刘鑫一家对江歌母亲的言行态度，这不光是见死不救，还是忘恩负义。刘鑫作为在场者、知情者，隐瞒案情，逃避责任。在生死面前，选择了苟活，就应该承担丢失尊严的后果。法律本是为制恶而存在的，但如今公理中的恶逍遥法外，比见死不救更可怕的是忘恩负义，而法律不应是丧尽良知之人的空子与借口。

　　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时，除了发泄情绪、表达愤怒、路见不平外，还应该思考更多，例如，当我们是在门内安全区的人，在外面有人被失去理智的人用刀伤害，应该怎么做？如果有一些必要的求生与求助的常识和能力，也轮不到拷问道德的地步。就算是陌生人，也应该采取明智的施救措施，不作为已经是道德底线下的冷漠。但因受伤害的是刘鑫的朋友，更是为了救她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她不再是见死不救的小悦悦事件中冷漠的路人，而是农夫与蛇中冷血的毒蛇，获救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再反咬一口，不仅任其被捅死，还在言行上对江歌的母亲雪上加霜，并不配合调查，谎言频出，让死者没有清白，灵魂得不到安息，也欠公众一个真相。刘鑫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了背负血债的利己主义者。

　　一道门，隔绝了良心，隔断了生命，也许，人们会因这些事情而失望于人性，亲情、爱情、友情都不再相信了。有刘鑫这样埋葬良知的人，也应看到江歌这样舍身救人为德立碑的人，我们自己不做刘鑫，更加珍惜江歌这样的朋友。

　　当事者的道义缺席，舆论便进场。作为一个舆论事件，愤怒为主导的情绪传播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舆论为江歌倾洒了愤怒与怜悯，欠一份理性。

　　死刑是否是一个虚无的十字架，现阶段不用再讨论，而近几日网络舆论形成的连锁效应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互联网时代孕育了一个开放的舆论场域和公共领域，但也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私人言说与公共言说的理智与情感间的边界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一个“后真相时代”的典型体现，一群“乌合之众”发出了一边倒的声音，“沉默的螺旋”越转越大，网络暴力促成了群体性事件……“舆论审判”这样的字眼再次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媒体是否有公开与请愿的权利，在法制进程中，自媒体的介入是否会极化情绪，一系列过激的言论是否导致新矛盾的不断产生，是诸多媒体人士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另一种貌似理性实则偏执的声音面前，公众需要的或许不是无用的冷静，而是为人心正名的感性。公众对此事如此关注，都愿意参与并发声，触动到公众最敏感的神经，比起口水仗，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更重要。

　　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不尽相同，或许谈德的时候，就会与审判、制高点等印象联系起来。但是社会能够通过道德审判强化道德共识，以防范下一次社会危机和道德悲剧，同时凝聚文化共同体。但是要谨防让共同体误认为道德审判代表民间法律。

　　总之，法律与道德都是对出格行为的纠偏，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法律加上公序良俗，舆论监督与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补充法律的形式，目的为更大程度地捍卫正义。

　　这起事件也是对每一个人的道德拷问，面对信仰危机的重建努力。发声的意见的大多数一致，从另一方面讲是核心价值观在凝聚。情绪是原始记忆，是道德延续于血脉中的原初反应，道德危机面前，公共责任感驱使参与者进行了一次集体阻止道德滑坡的尝试。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需要反映，民情需要表达。媒体公开与其说是干预司法，不如说弥补司法实现程序正义而缺失的结果正义，因为那才是人心之中的正义。

　　临近开庭之时，舆论也可以耐心些，期待更多的事实描绘出真相的模样。

　　文/何雨蔚（重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