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稳根（左上）、余彭年（右上）、傅胜龙（左下）、张跃（右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蔡伦造纸、茶马古道、潭州陶瓷、湘女刺绣、鱼米之乡，无不印证了湖南经济和商业的璀璨。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湘商在全国的影响不大，湘商文化与湘商精神未能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重视，湖南人不会经商甚至成为很多人的共识。近年来，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理论界与实践界逐渐开始研究湘商、发展湘商。2007年首届“湘商大会”召开，标志着打造“湘商”品牌迈出实质性步伐。2009年第二届全国商帮峰会在苏州召开，湘商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排名第九。迄今为止，海内外的湖南商会已经发展到500多家，拥有会员企业10万多家，迸发出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

　　湘商的起源和发展

　　胡南自古人杰地灵，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蕴含的“不畏艰险、英勇顽强、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经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及个人对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春秋战国时期，熊绎据荆州立楚国，立国之初，亲领臣民，“劈荆斩棘，筚路褴缕”，不畏艰辛，开疆拓土其创业之事迹代代相传。后楚地世家均以祖先艰苦创业之事迹对后辈进行传统教育，并代代相传，逐步形成湖湘文化“重理尚武，英勇顽强”之特征。在甲骨文中，“楚”的原意是“在荆棘丛生的荒野行走”，意为痛苦。《左传》中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川”，便形象描述了当时的艰苦情景。

　　以商业经济史的角度看，自秦汉始，湖南长沙已形成为一个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长沙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至唐代，长沙成为我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768年（唐大历三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社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这是有关长注集市的最可贵记载。

　　五代时期，马殷占据湖南，潭州为都城，建立了楚国。史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彼时，湖南地区人口塔加，农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茶叶生产和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贸易频繁。手工业，以长沙窑为代表的釉下彩瓷器风靡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丝织业、矿冶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一次大变革。在这一大变革中，长沙的商业贸易也迅速发展。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佼居全国前列。同时，湖南矿冶业取得长足发展，长沙出现了一批冶制铜器为业的铜户、铜匠，制铜业十分兴旺。

　　元代，丰宁任湖南观察使时，取消旧法，“在圃于民”，使商贾流语，促使了湖南商贸的发展，湘江一线涌现了一些地方性商业城市，如潭州、零陵、衡州等。

　　明代，地处湘西雪峰山边陲的古城洪江曾以集散洪油、木材、鸦片、白腊而名扬一时，是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享有“小南京”“西南大都会”之美誉。

洪江“中国第一古商城”

　　严格地讲，作为一个近现代概念的“湘商”兴起于清代，当时汉口的“宝庆码头”和怀化的“洪江古商城＂普经风靡全国，名噪一时。作为中国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洪江古商城是中国明清工商业高度发展的历史缩影。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人以经济切入历史拐点。一个叫陶澍的湖南人以缜密的经济头脑和娴熟的商业运作，对清王朝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被誉为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人。鸦片战争爆发后，湖湘弟子魏源秉承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视野，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潜心编攒《海国图志》，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陶澍、魏源之后，又出现了以普左为主将，发动了前古未有的“洋务运动”，打破了延续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格局，使我国向近代工业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对我国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也不亚于其军事上的成就。曾国藩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开创了马尾船政局、兰州毛呢局。

　　在过去的100多年间，湖南这块热土上不断涌现了范旭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李烛尘（新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这样著名的实业家、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也诞生了梁涣奎、梁涣彝这样的著名矿业主、民族冶矿工业先驱。1949年湖南人从国民政府手中接受的企业就有300多家，接管的物资有黄金、白银、银元、棉花、布匹、机车和汽车等。1978年改革开放市场兴起，当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反映最快的、行动最早，去的最多的就是湖南人。

　　从地域分布来看，文明因水而生，商业因水而兴。大自然为湖南创造了四通八达，得天独厚的水运环境。湖南几乎所有的商业重镇，如长沙、湘潭、衡阳、岳阳、益阳、邵阳、常德、沅陵、洪江等，都是坐落在湘、资、沅、澧四水岸边或洞庭湖畔。一代又一代湖南籍商人，将大米、茶叶、桐油、木材、瓷器等本地物资运销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早期的湘商叫湘帮，依靠地域关系自发结成民间组织，疑聚成一股强大的商业力量。在新时期，湘商的组织形式“湖南商会”不断涌现。2003年，重庆湖南商会和陕西湖南商会分别成立。在这之后，湖南异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6年底，重庆湖南商会发起组织了“首届全国湖南商会协作联谊座谈会”。形势发展迅猛，2007年第一届湘商大会成功举办，这一年也被业界称为湘商元年，就在2007年，时任湖南省省长的周强首次肯定“湘商”的概念。

　　湘商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湘商与晋商、浙商相比，更多一份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洗礼。“湖广熟、天下足”，记载了几千年农耕文明中湖南的热闹与繁华。汉代的丝织业、漆器业，唐代的制瓷业、制茶业，宋代的造船业、制墨业、制镜业，明代的棉纺业、造纸业，清代的刺绣业、鞭炮制造业，湖南都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明清以降，以洪江古商城人和宝庆人为代表的湘商将商道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堪与晋商、徽商比肩的宏伟大业，成为湘商和湖南商业文明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湖南人王夫之曾提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的厚商思想，针对中国历史重农轻商的传统习俗，他明确认为“商业也能生产财富＂。在湘军诞生之前，陶澍就在整顿漕政、革新盐务、清理财库、革新币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曾国藩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一一安庆内军械所，还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一江南制造局，制造出了旧中国的第一台车床。湖南湘阴人范旭东，化学工业的先驱，是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湖南永顺人李烛尘被誉为“中国海洋化工的开拓者、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工商界的楷模”；尹仲容，这位“台湾经济之父”、世界三大经济学家之一，就是湖南邵东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经济濒临崩溃之时，他力挽狂澜，大力发展和支持民营经济。在他的大力扶植下，台湾民营经济很快复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范旭东

　　清朝嘉庆年间，湖南宝庆府下辖新化、邵阳和武冈三县，当地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汉口“九省通衢＂，水陆交通发达，是理想的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于是一些宝庆人以杉木造船，然后载上一船煤炭、竹子、纸张、茶叶之类土特产顺水来到武汉，在汉江边找到了一个避风港。考虑到从汉口返回宝庆乃逆水，行舟实在吃力，这些来汉口的运输船，就设计只用一次，不择木料，用当地松木板，船面粗糙，只刮灰不上油，到了汉口，连货带船一起卖，并在那里开辟了自己的商埠。湖南商人坐着毛板船，顺湘、资、沅、澧四水过洞庭湖去闯武汉，清咸丰年间建立了自己的码头“宝庆码头”。这就是毛板船和宝庆码头的由来。后来，湘人在汉经商的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了包括宝庆府在内的五府十八帮庞大的商业民居群落。湘商在大上海、苏州、杭州、扬州等一些商埠发展也都很活跃。光绪初年，湘籍盐商在扬州所建的湖南会馆保存至今的门楼是扬州最为华丽的门楼。

　　湘商的触角也涉及到了大西北地区，明清时期，在西北地区也活跃着许多商贾，这其中就包括湘商，他们依靠军政界的关系根基逐渐雄厚，特别是湘茶基本是湘商在操纵。大西南也是以湘商为龙头，明清时期，洪江古城就成为大西南的商业物流中心。洪江至今仍保留有成百上千的商铺和作坊。湘商对桂、云、贵、川西南诸省也有很多影响。如乾隆年间，宝庆、邵阳等地行商肩挑自用杂货担，入广西龙胜全村走寨，被称为“民间杂货佬”。后湖南会馆建立后，部门行商在当地定居而成坐商。桂林著名的土布业大户张永发即湘籍商人，在桂林布匹、染坊行业拥有垄断地位。湘商在桂林还经营汇兑和发行凭票，资本最大的是福泰林商号。湖南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尤其是明清商业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继往开来，经过湖湘文化充分浸染的当代湘商，更活跃于广袤的中国经济舞台，甚至蜚声海外。改革开放伊始，邵东人就开始发展个体经济，首开民营经济之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湘军”异军突起；九十年代，“电视湘军”一枝独秀。在短短20年中，湖南人打造出一个经营天下的文化产业王国。被媒体誉为“慈善大王”的湖南人余彭年，在《胡润慈善榜》上连续三年蝉联第一；在湖湘大地开创伟业的中国股改第一人梁稳根；高扬民族商业大旗的胡子敬；创造了“大汉现象”的傅胜龙；打造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吸收式空调制造企业的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中国民营连锁超市第一人的王填；中国房地产风云人物易小迪；国际著名投资专家熊小鸽……均是当代湘商的杰出代表。

　　可以说，当代湘商在本省及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湘中的“扁担经济”到邵东的“草根产业”，从“此地无银”到永兴打造“中国银都”，从响彻全国的“的士湘军”品牌到一个民营经济风生水起的攸县，从一个闻名全省的贫困大市到“涟商”概念的崛起，从原来的老区、边区、穷区到如今花炮、苗木花卉、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竞相怒放的新浏阳，从长、望、浏、宁“经济四小龙”到长株潭两型社会“新特区”，我们在感慨历史的厚重中有着太多波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跨越历史。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湘商有数百万。重视技术科技领先的湘商，关怀人文底蕴深厚的相商，经营天下、为国争光的湘商，心优天下、奉献爱心的湘商，已如冉冉升起的朝日，照灑着三湘大地。

　　湘商精神

　　“惟楚有才”、“无湘不成军”道出了湖南人文武兼备的优良传统及敢打敢拼、从不言败的傲骨蛮劲。在湖湘文化的浸染熏陶下，湘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精神。

　　敢闯敢拼勇于进取的冒险精神。“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讲的就是湖南人勤劳胆大、敢阅敢拼的精神。在异地创业的湘商，其面对的困难与境遇可想而知，为了生存和发展，湘商就是凭借着这股子蛮劲，敢想敢干，朝着自己的目标一如既往，最后才能产生绩效。

　　团结协作，同甘共苦的合作精神。从前毛板船船主与船工之间关系密切，有的毛板船工还在毛板船上投了资，毛板船放船过程中船上的人生死与共的生活经历，其结果是湘商在生意场上都很护帮。俗话说“打湘帮”就是湘商维护团结、共享利益的象征。

　　心忧天下、优国优民的爱国精神。这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以燕和森、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湖湘籍人士把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深厚的故土乡情转化为“以天下为己任”历史责任感，谱写了一部部爱国主义乐章。

　　当代湘商精神的新特征

　　“心忧天下”逐渐转化为天下湘商精神。这里的天下湘商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惑。现代社会中，作为商人作为现代企业家、现代企业，都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如果说湖湘文化的外在体现是经世致用，那么湖湘文化的内在基调就是心优天下。“心忧天下”也可以说是湘商区别于其他商群的鲜明标志之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人类创造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使仅占世界7％土地的中国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然而他并没有将这项技术占为己有使之产业化，而是无偿地献给了国家。长沙学子常坐的立珊专线，它的捎赠人就是个人总资产总计有30亿的余彭年。富豪榜上很少上榜的佘彭年却屡屡在慈善榜上排在前列，他也被誉为中国最慈善的企业家、＂中国慈善大王”。这些例子都很好地证明了湘商心系天下的这份强烈社会责任感，努力把企业做好，时刻把社会中责任放在第一位。

　　“敢为人先”逐渐转化为创新求真精神。这里的创新包括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以及经营理念和企文化的创新。只有积极地勇于探索创新，人才能进步，企业以才能长存。“革故鼎新、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富贵的品贡。湖湘文化从形成伊始，就具有不因循守旧，不拘泥于古，敢于探索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湖湘子弟魏源认为从天地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流动变化之中，面对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之后所呈现出的种种衰状，魏源坚决主张变法，他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也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求新、变革的价值理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企业生存发展之道。对于湘商来说，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源于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品质。湘商要从中吸取充分的营养，置为企业的核心价值，将其运用至自身的经营运行之中，才能在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世致用”逐渐转变为务实为民精神。这些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与务实精神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务实的体现。“格物致知、经世致用”，这是湖湘文化的内在品质，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经邦济世，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主张也是源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原道精神。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生活于社会动荡时期，胡宏主张“致用”必须从关心实际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生产等活动出发。经世致用强调对现实问题的参与，关注治国救民之道。近代以来，一大批湖湘精英学承经世之学，学以致用，经邦济世，创造了巨大的功劳。可以看到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的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传统精髓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经世致用”归纳起来就是务实、实干，而这也正是每一位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养之一。“经世致用”是湘商文化的灵魂，所以“务实”的态度更是湘商不懈追求的企业家精神。

　　“兼容并蓄”逐渐转化为商业开放精神。兼容并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品质，湖湘文化自身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融会吸收其他学派、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过程。纵观湖湘文化两千多年的演变历程，湖湘文化的开放意识是非常强的，其善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湖湘文化之所以成为独具特色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区域文化，正是由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学习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使之融入自身文化品质当中。在向内吸收的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湘商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无疑为湘商精神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湖湘文化这种“兼容并蓄”为湘商的开放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

　　“实事求是”逐渐转化为诚实守信精神。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突出的品质，也是受湖湘文化浸染的湖南人传承已久的一种精神风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就普将这种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精神赞誉为“湖南人精神”。实事求是表现在商人的身上就是讲诚信，不弄虚作假。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湘商要在这个舞台上大有作为，那就特别需要发扬湘商文化中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诚信精神。只有讲诚信、重信誉才能拥有好的口碑拥有顾客较高的忠诚度，企业才能走得更远。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就是靠拥有好的诚信，白乎起家将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商场如战场，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唯有诚信、讲信誉，才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商业界取得成功的关键。（湖南省社科联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