诨号是一种民间文化，包含着丰富信息，有些作用是本名无法替代的。半月谈记者最近调查梳理发现，一些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因行事作风、沉迷奢侈爱好难以自拔、利用职权大捞特捞等原因被老百姓“赐名”，其中包含的情感或揶揄，或讽刺，或挖苦，短短两三个字便活化出腐败官员的形象。

　　腐败官员诨号往往是民意的风向标，诨号背后能释放出重要信号，反映出群众对贪腐官员的讥讽和愤怒，应当引起关注和警觉。

　　雅贿雅腐得“雅号”：官员频频倒在“雅好”上

　　近年来，落马官员中因雅好变雅腐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群众常常为这类腐败官员送上“雅号”，并在社会上流传。

　　江西峡江县原县委书记宋铜以支付紫砂壶款等名义收受巨额钱款，被称为“壶哥”。宋铜因受贿16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所收受的贿赂中，购壶款就达1200余万元，纪检部门查获的紫砂壶有两三百把。

　　宋铜最为青睐江苏宜兴紫砂壶，他常常借出差机会光顾宜兴，前往大师工作室“淘宝”，商人则成为他的“移动刷卡机”。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在宋铜案的判决书中共112次提到“紫砂壶”，45次提到“购壶款”。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宋铜因好致害，那一把把价值不菲的紫砂壶成为他受贿的一笔笔铁证。

　　江西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因嗜好喝茶，被人称作“茶主任”。周建华被组织调查后，办案人员在他办公室清点出393块普洱茶茶饼，这些茶饼中，贵的几万元，便宜的也价值近千元。

　　“以茶会友”成为周建华编织关系网乃至权钱交易的重要方式。据了解，周建华家中、办公室、机关接待室，经常茶客盈门，一些老板更是趋之若鹜，成为他形影不离的“茶友”。

　　“在品茶中，我对他们提出的帮忙事情，会当即打电话、打招呼，对他们有求必应，他们会以各种理由为我送红包礼金，数额逐年增多，有的达10多万元。”周建华事后反省，喝茶成为他广交朋友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对玉的爱好，同样成为套在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脖子上的致命绳索。倪发科因沉迷收藏玉石而被人称为“玉王”“玉痴”，玉石、玉器等成为行贿人找他办事的敲门砖。安徽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先后9次送给倪发科价值129.98万元的玉石、字画等物品30件。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痴迷摄影如同“犯毒瘾”。 正是这种正中下怀的“私人定制式”腐败，让“摄迷”秦玉海越陷越深。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但“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

　　行事荒唐，作风恶劣：“奇葩”外号凸显“差评”

　　被称为“许三多”的浙江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被称为“徐三多”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达，均因“钱多、房多、女人多”而获民间“鉴定”，为群众深恶痛绝。

　　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落马的陈安众，“贪玩”出了名，曾以好酒贪色留下“三八书记”的诨号。江西萍乡流传着陈安众三个“一八”的段子：“一米八的个子，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

　　据办案人员透露，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陈安众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成天花天酒地，莺歌燕舞。其生活作风糜烂，与多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中纪委在调查通报中直斥“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人称“武爷”的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在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40余年，外出时常被一群穿着警服的下属簇拥着走在前面，显出一股“江湖气”。武长顺行事“爷”气十足，根据法院审理查明，他滥用职权，对他人非法采取刑侦措施，甚至包庇犯罪嫌疑人。

　　还有一部分官员因惯常表演，秀“清廉”“亲民”，被人称为“哥”“姐”，直到事发落马，演技穿帮，身败名裂。

　　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曾是校友眼中能干的“学术达人”，也因在学生面前表现“亲切”而被一些学生称为“斌哥”。2013年3月4日，他还实名开通新浪微博，曾有近5万的粉丝。

　　这样一位“明星校长”却将学校当成了自己的“私有领地”。“省委先后在学校安排了两位党委书记，我都把他们视同香客，我才是这座大庙的方丈。”周文斌在忏悔书中说。从“小贪”向“大贪”转变后，周文斌开始变得处“贪”不惊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官商一体“捞”来臭名

　　一些官员因长期钻营某一领域，从中获利而臭名昭著，被老百姓冠以各种诨号。因家族广泛涉及房地产生意，并借助权力经商，江西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被当地人称为“贺半城”。

　　据办案人员介绍，贺维林长期担任萍乡市领导，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达1亿多元，呈现出“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官商一体，利益共享”的鲜明特征。

　　江西省纪委去年公开通报的数据显示，该省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涉贪省管干部中超过九成有违规插手工程问题，单笔受贿金额高达3000万元。

　　江西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光荣被称为“收款机器人”，他在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任职期间，共受贿5365余万元。其中，大部分为地产开发商所送，仅商人赖拥军便向其行贿3800万元，目的是感谢李光荣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和工程款结算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上项目、搞工程常常被一些官员作为增添政绩和仕途升迁的手段，他们的诨号也由此而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任上，一度让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的诨号;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拆迁而出名，在担任成都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他被成都市民称为“李拆城”。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认为，贪腐官员的诨号和他们日常工作、履职时的表现紧密相关，往往是民意的体现，一些贪腐官员尚未落马之时，他们的诨号已在一定范围内半公开地传播。“诨号只有较为真实、生动地反映一个人的特质才会被传播开。纪检部门可以以此为线索，对诨号加身的官员加强执纪监督。”（半月谈记者 胡锦武 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