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专题: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龚曙光董事长媒体见面会
每年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前一天的“媒体见面会”,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与媒体记者们的“年度之约”。
7月27日下午,包头市香格里拉酒店,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见面会上,各路媒体的问题一刻未曾停息,而龚曙光稳坐沙发、侃侃而谈,他的思考并不只限于中南传媒,更涉及整个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在线教育、IP运营、投资并购等热点话题,他也毫无保留,分享了自己作为文化产业领军人物的独到见解。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
关于全民阅读和实体书店
记者:一位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师撰写的文章《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中说,中国人忙于打电话、发信息、刷朋友圈,或喧嚣地忙碌,或孤独地忙碌,唯独缺少一种满足的安宁,而这种安宁恰恰需要读书。我想问,在当下的中国,应该怎么倡导读书?
龚曙光:这是我们政府和很多有识之士共同的焦虑。当更年轻的受众们在充分享受新技术带来的资讯便捷、搜索便捷和分享便捷时,是否已经淡忘了阅读呢?按理说,互联网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该使国民阅读的关注度和阅读率有所提升,但事实却与这一理论推演相反。
阅读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高度发达之后公民的自觉选择,阅读率的提升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的一种必然文化进程。曾有种悖论:摆脱贫困往往只能靠读书,而常常又有些人为了生存而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读书。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加上国民收入的增长,我们国家已经基本摆脱了这种悖论,但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欧美相比依然是有距离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阅读率的提升。
互联网在带来阅读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娱乐的便利,而后者对于青少年的诱惑力更大。很多人问,是不是过去读书的人如今都读屏了?其实不然,图书丢失的读者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转化为屏的读者,有很多人选择“屏娱乐”而非“屏阅读”。上述经济的原因和娱乐的原因,都是造成国民阅读率提升比较缓慢,达不到我们期待的重要因素。
至于如何来推广阅读,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除了政府、有识之士与学校教育的引导外,我尤其认为家长对于孩子的时间安排,特别是在互联网娱乐方面的干预及知识摄取习惯的养成方面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阅读不形成习惯,阅读率就很难提升,而要形成这种习惯首先要靠家庭,其次才是学校和社会。
记者:不久前,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实体书店的发展。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实体书店发展带来质的改变?会否带来实体书店的回暖?您对中国乃至全球实体书店的未来持怎样的判断或者期待?
龚曙光:多个部委发文支持我们产业中一个细的分支,作为从业者,我们肯定是欢迎的。传统书店在当下受到重视是有理由的,但是说“传统书店回暖”是没道理的,因为现在很多实体书店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店,而是新业态的文化消费体验场所。
毫无疑问,实体书店不会成为支撑传统出版业的核心力量,传统出版业依然会面对数字化转型、屏阅读的分化等诸多难题,实体书店再多,也改变不了人们要从“纸阅读”转向“屏阅读”的必然趋势。所以书店可能会成为文化地标,可能会成为全民阅读的一个提醒物,但它已不可能根本性地支撑传统出版。
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需要增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设施,像剧场、电影院、书店,都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坐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再怎么重视实体书店的建设都不为过。 阅读这件事,既有独处的需要,也有群居的需要。在一个满目是书的环境里面挑书,本身是一种享受,在这里,你还可能邂逅你想邂逅的读书人。在家里通过互联网买书,是个人行为,但在书店买书,就是群体行为。以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消费体验场所,这是互联网所不能提供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实体店应该朝这样的方向去发挥自身的优势。
未来的书店会分几个层次:一是24小时书店,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来建设;二是传统书店的升级版,现在很多地市的门店都做了升级改造;三是校园书店,更多地满足学校的阅读需求;四是社区书店,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所以,现在的书店已经分化出很多的层次和功能,已经变成了丰富的业态。
关于在线教育热和IP热
记者:“IP”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炙手可热的概念。今年3月,中南博集牵手郭敬明,中南传媒以IP为核心的全版权运营平台也正式启动。据透露,中南传媒的基金公司成立后,第一期5亿元资金中会有一部分投向娱乐产业,其中就包括影视剧。那么,您如何看待“IP热”?
龚曙光:最近两三年IP太热了,热得有点儿过火,导致资本市场对于IP的估值过高。IP其实不是新东西,“知识产权”的概念早已有之,而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也是多少年前我们就干过的事了。那何以这两年IP这么火?在我看来,这是行业缺少话题炒作的表现。对于出版业而言,IP至多是个B类话题,现在炒成A类还不够,还要炒成超级话题——一个好IP动不动就值几千万、上亿。所谓IP经济,解决不了当下出版企业所面对的核心创造力下降所形成的支撑不够的问题。而且,现在出版业不是在向其他行业正向地输出IP,反而是在逆向地抢购IP,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不相信一个图书盈利能力在急速下降的企业可以靠卖电视剧、游戏就能突然变成一个大集团。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IP是出版企业提升产品传播力、影响力与收益率的重要方式。对于一部好小说,我们完全应该在适合的条件下把它改成电影、电视、动画、漫画、游戏等不同形式的产品。这是一家好公司应当摆到重要位置的战略和一定要形成的产业模式。
就中南来讲,第一,我们首先抓的是源头,源头在原创,如果没有原创,哪来的IP呢?归根结底还得靠自己,靠本土作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有跨界可能性的IP。从中南传媒的广告语“催生创造,致力分享”就可以看出来,原创能力是被我们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是有没有能力去转化,把一个文学的IP变成其他多种形式的IP,这种能力无非体现在两点上:有没有钱和能不能做。前者自不必说,对于后者,中南传媒还是在人才和制度上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的基金公司有负责娱乐投资的专门小组来发掘IP,我们的中南博集也成立了新媒体公司和影视公司专门做IP开发。就在今年,本土IP开发最成熟的团队之一——郭敬明和他的最世文化与中南博集正式签约合作。做了上述许多准备之后,中南传媒未来将在IP转化、多媒介跨界上有更为切实而持续的推进,今明两年就会陆续有一些跨界产品与大家见面。
记者:您曾在不同场合提出“在线教育存在泡沫面临洗牌,全面的教育信息化至少需要15年”的观点,那么,在当下资本有所退潮的环境下,您如何看待在线教育(数字教育)领域未来的发展?在真正的政策机遇期到来之前,作为传统出版业界最早持大资金投入的在线教育公司——天闻数媒,将如何布局未来发展,集聚力量,抢占先机?
龚曙光:我曾说过在线教育、IP经济、影视演艺领域有泡沫,而且泡沫早晚要破,如今这些预言正一一应验。
全面的教育信息化离我们还有多远?说十年也好,十五年也罢,凭的是感觉,但这一定不是当下或者三五年内就能做成的事,对此,企业是没有自主权的。许多企业用“烧钱买用户、交给资本买单”的互联网模式做在线教育,但又有几家企业能一直烧到教育信息化全面开展的那天呢?
中南传媒之所以敢做在线教育,并布局了一系列公司,原因首先在于我们从来就没准备烧钱。我们看待在线教育的商业逻辑有些不同:我们不是为了在资本市场上搏一个很高的估值,而是为既要对概念产生影响,同时又能实现盈利而投入其中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天闻数媒、中南迅智、贝壳网这几家在线教育公司都是业务落地、市场夯实,是在有利润要求的滚动中推进业务的。
正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中国教育离全面的信息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要求旗下的公司不能只服务于未来全面信息化之后的教育环境,更要服务于教育在进化过程中的需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挣钱。所以我认为,像天闻数媒这样的企业未来一定会比较健康地成长,因为它的商业模式跟别人不一样。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刘清华(左)主持见面会
关于文化投资和全球市场
记者:在去年由美国《出版商周刊》、英国《书商》、法国《图书周刊》等权威媒体发布的“全球出版业50强排名”中,中南传媒傲居第七,江湖地位已毋庸置疑。在“十三五”期间,中南传媒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国际市场,如何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今年年初,中南传媒成立了中南安拓公司,并进一步提出国际文化市场是四大潜在市场之一。在战略版图中,安拓公司处于什么样位置?
龚曙光:中南传媒位列全球第七,甚至排在法国阿歇特集团之前,这对我而言是种“刺激”。虽然我们的一些指标比如产品总量、盈利能力可能已达到世界一流出版企业的水平,但谈到在国际文化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享有的知名度,我们与诸如阿歇特这样的一流出版企业相比还远远不及。能否在每一个关键的向度上都能达到先进水平,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而国际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向度。“十三五”期间,中南传媒将国际文化市场视为四大潜在市场之一。在去年,我们与培生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年年初,我们成立了负责境外业务的中南安拓公司,目的都在于加速国际化进程。
中南传媒未来将在三大领域布局国际市场。首先是传统的版权、实物贸易要大力发展,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第二是资本的“走出去”,中南传媒近几年比较重要的潜在并购都放眼在国际市场,目标聚焦在拥有互联网技术、掌握出版资源的公司上。第三是通过“一带一路”等国家项目,以文化援外来推动国际化业务。援外项目必定要走进受援国的主流人群,通过为受援国设计、提供专业的文化服务,使援助国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完成国家文化援外的政治任务。新成立的安拓公司,就是集团开展文化援外的一大主力。可以说,在中国的文化产业集团中,像安拓这种公司也是比较独特的,我们有先发的优势。
记者:据悉,“十三五”期间中南传媒可利用的资本金达上百亿,并将继续做战略投资和项目孵化。对中南传媒来说,您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原则是什么?
龚曙光:中南的投资需求是多层面的,其中,最重要是产业结构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需要是叠加型的,当企业在某个领域具备一定规模时,单纯通过并购同领域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市场的叠加提升行业地位,进而产生质的变化。比如,万达在世界各地收购院线,就是出于这一需要。第二种需要是产业整合型的,举个例子,同样做出版,中南传媒的强项是教育出版,博集天卷的强项在大众出版,整合之后,集团在教育和大众两个领域就同时拥有了很强的实力。未来如果我们再整合并购科技出版、专业出版领域的优质企业,就会在整个中国出版界格局中确立自身的地位,同样也会产生质变。
除了产业结构的需要,集团在投资时也必须考虑文化整合的需求,这比产业整合更难。许多公司单看很优秀,整合在一起反而搞不好,有时是一家企业的基因过于强大,有时则是两组基因间相互排斥,发生“溶血”。企业文化兼容之后,还要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兼容来提升整合后企业的质量。有些并购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产品和服务,还在于管理和经验。比如,中南传媒在与博集天卷的合作中就吸纳了对方在出版管理方面的许多经验,给集团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第三点需要考虑的是投资的安全性。首先要看值不值,即被并购对象当下的估值与其市场价值是否匹配,有些企业的估值明显被一时的气氛或购买竞争所抬高,这样的企业未必是好企业。其次是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存在“注水”现象,资方要IP就买IP,要流量就买流量,要用户就买用户,这样的企业后续发展往往难以持续。
记者:最近几年文化产业身处风口浪尖,很多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上市公司纷纷通过资产重组转型涉足文化产业。一方面,文化产业从业者在努力“跨界”延伸到别的领域去,而外面的公司又在拼命“挤入”我们这个行业,对这种“围城”现象,您怎么看待如何评价?
龚曙光:这是文化产业进入资本市场之后必须面对的状况。当资本成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时,资本也会使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臣服于它的逐利本性。资本向文化转移是全球的普遍现象,譬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索尼公司就从制造业起家,现在已成为非常成功的文化产业集团。
外界产业资本进入我们这个行业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产业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文化产业近年来的估值要高于一些制造型产业。
但从世界范围内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来看,专业化仍是资本的基本投向,而对于跨界还是比较审慎的。纵观二十年来世界文化企业的并购,其中多数都是发扬长处的——擅长报纸的往报纸进军,擅长电视的往电视进军,当然有些集团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以并购弥补短板,比如贝塔斯曼作为一个全媒介的集团,缺少电视业态,就跨国并购了RTL集团,但这并不会影响它的核心业务。各大传媒集团的另一集中选择是进一步捏紧专业拳头,譬如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在去年就将旗下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殿堂级”的报纸、杂志卖掉了,转而集中注意力做好教育出版业务。
所以我认为,业外资本向业内流动很正常,但不会是文化产业的主流;文化产业资本走向业外也很正常,但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只有那些有实力、有定力的企业,才会是支撑中国文化产业向纵深发展的核心力量。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像万达这样的强势财团企业,它们淡化、甚至舍弃过去的传统业务,转型成为文化领域新的主力军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些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