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记者 梁美兰 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认为，文化企业只有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扛起责任和担当的旗帜，资本市场的风险才最小、政策上的扶持才最大，投资也才能行稳致远。

　　如同他去年9月对话作家阎真时，充满对于“责任”和“担当”的自我叩问，今年两会期间，他提及最多的仍是这两个词。

　　因为之于中华文化走出去迟滞的忧虑，他提出“文化援外”的建议，试图建立一条切实有效直抵受援国主流群体的通道。

　　因为之于“不读书的民族不可能在文明的通道上有巨大空间”的焦灼，他建言全民阅读，认为文化企业有适配与引导市场之责。

　　因为之于40年前湘西工作时“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心”的体验，他在回应精准扶贫话题时，认为扶贫攻坚战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更是全民族的一项爱心工程，文化企业应有更大的责任、义务和爱心来参战。

　　谈扶贫：文化产品在扶贫中有独特作用

　　“扶贫是一项党和政府的民心工程，是作为整个民族的历史性战略来决策和推动的。”龚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既然是一场民族向贫困决战的伟大战争，就应该是全社会都要投入的攻坚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倡议，既要把扶贫攻坚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还应该把扶贫攻坚作为全民族的一项爱心工程。”他说。

　　他认为，正在审议的《慈善法(草案)》，首先是从法律的角度规范社会的慈善行为，“但它更根本性的意义是倡导社会的慈善精神，是弘扬和激活民族行善积德的传统。”

　　“因此，扶贫攻坚也要当作全民族、全社会的爱心工程来做，这个仗才打得赢，才打得好，成效也才持久。”他说。

　　龚曙光尤为看重文化企业在这项工程中的位置。他说：“文化产品在扶贫中有独特的作用。一个孩子的成长，除了教科书之外还需要一些必读的图书、教辅书，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买不起，作为文化企业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爱心给他们捐助，”龚曙光介绍，多年来中南传媒每年大概有2000多万册图书免费送给困难地区的孩子。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精神上也比较贫困，贫困人口战胜困难的决心、自立社会的勇气仍待提高。“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心。通过文化企业独有的产品优势弘扬自立创业、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是我们另一大使命。”

　　“当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激励几代农村青年。”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创作太少。

　　谈读书：阅读是通达文明的根本性通道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即将结束征求意见。对于“书香社会”的建设，龚曙光既以文化人的视角阐释了全民读书的重要性，也从企业家的身份表达了责任之重大。

　　“在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传承上，没有比阅读更好、更重要的方式，阅读是通达文明的根本性通道。”他一语中的。

　　“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它的经济产能有多少是通过知识转化的，它的幸福和安定有多少是通过文明来实现的。”他认为，知识在经济总量中的贡献率，文明在社会管理中的贡献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读书是人生进步的阶梯，这个道理讲起来简单，但可怕的是很多人已经忽略掉了。”龚曙光认为，全民阅读写入法律并不能彻底在全国形成阅读的热潮，还需要持之以恒地倡导，常抓不懈地推进，长期努力地培养。

　　他说，作为直接提供阅读产品的文化企业，应该提供物美价廉的图书或者阅读方式，“否则就是失职”。

　　谈资本市场：社会效益摆首位的文化企业风险最小

　　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估值，其主要依据是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身兼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文化传媒行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龚曙光不太认同。

　　“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特征，看好这个行业就应该尊重这个行业的基本规则和行业特征。”他说，例如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不意味着一定牺牲经济效益;一个具备良好社会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具有正向引导力和强大公信力的文化企业，它的经济效益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龚曙光认为，社会效益好的企业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国家的管理机构对一个企业的评估是优是劣，这应该成为文化投资者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供给侧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创新

　　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型的文化消费市场之间也存在着供给或需求错配的问题，也因此形成了产能过剩、库存过高的问题。文化产业在这一轮改革中有先发优势，也有爆发趋势，所以供给侧改革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抉择，也是机遇。

　　龚曙光认为，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一是要以创新思路来达成产能与市场的重新配置，想方设法以创新思路来重新进行供给和需求的适配。

　　二是要通过营销手段的创新来去库存。可通过同类图书的大数据分析，乃至于通过众筹来确定一个文化产品的生产。

　　三是要以对产品的创新来提高产品对于新需求的满足度。文化产品能不能够通过创新集中这个社会的文化热点，能不能够引爆这个社会的文化需求，这是一个文化企业的核心能力。记者梁美兰

　　文化“走出去”：文化援外对文化产业有双重意义

　　我国的文化“走出去”做了这么多年，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当代文化上卓有成效，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这条“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好走，而这种传播的有效性也不可以高估。究其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我们在许多国家还没有搭建起使中国文化进入到这些国家主流人群的管道。文化援外所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条通道。

　　“文化援外相比修路盖楼不仅有当下意义，更有长远意义。”龚曙光认为：部分欠发达、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基础差，甚至连为学生提供高质量课本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我们利用援外的资金为他们印制教材，如果一个国家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每年都能读到一篇关于中国文化、风光、科技发明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走出去”而言，将会成为何其实在而持久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