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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认真回想，虽说儿时记忆中的一些故乡年俗消失了，但进入腊月杀年猪、小年祭灶君、大年三十祭祀供庙等年俗还是一直在延续着。再说村里人庆祝过年的方式，客观来说，甚至比过往还要多样了，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让年味比过往更浓。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年味寡淡的感觉呢？认真地、平静地叩问自己的内心，起码对我来说，我的答案和这篇文章的作者给出的差不多，多年漂泊在外，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有了恐归的焦虑，冲淡年味的正是这种焦虑，我们甚至认为那不是在过一个“节”，而是在过一道“关”。
仍然带着儿时年味记忆的我们如今角色已经转变，我们已经不再仅仅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也是另一个孩子的父母，走出了村庄的我们还是村里的骄傲，是昔日同龄人眼中的榜样。但是，每每重返故乡，记忆中的人一天天变老，甚至离我们而去，而年味又往往和人联系在一起，故乡的人老了、离开了，我们的心也不再只是属于故乡，不再只是属于传统，这种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感让我们一年年变成了一个消极者，关于年味的反思，那些和过年有关的话题开始变得沉重，仿佛注定了这是我们的成长之痛，而年味寡淡的抱怨只不过是我们诉说痛楚的理由和附着物。
此刻，门外经过的一个同事说：“现在是老人在哪里，年就在哪里”。平日里，和妻儿不再同一座城市的我却经常说：“妻儿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原来，家与年是不一样的，平日里再忙碌，我们也不会忘记向妻子表达一声爱意，不会忘了关心自己年幼的孩子，但是我们却会忘了问候一声逐渐年迈的父母。只有到过年来临时，仿佛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才会想起他们，才会想起奔着他们那里而去。也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卸去了繁重的压力，我们才能真切地面对一直以来被压抑、被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愧疚感，回家过年，也就变成了在内心深处向故乡、向父母赎罪的一次救赎之行，让我们那可怜的孝心不至于完全凋零罢了。如此，焉能不沉重。
回到故乡，拾觅年味，这是我们很多游子过年的方式。在那个或是大山深处、或是海滨一角的故乡，年俗肯定还继续在父辈那里传承着，从城里归来的我们，只是年俗的旁观者，儿时旁观我们觉得有趣，而今同样是旁观，我们却感觉恍若隔世，年俗已经将多年缺席的我们挡在了门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总觉得，很多的习俗，起码在像我这样的这个小家庭里，或者家族的分支里，总有一天会完全消失不见，当终有一日父母双双离去，那个承载了儿时我们所有年俗记忆的故乡也就开始荒芜，渐渐沦为我们不愿归去的废墟之地，而那些极有仪式感的，在父母眼里饱含着对时间、对神灵深深敬畏感的习俗也将随之被埋葬。
在感叹诸如精神家园、灵魂栖息之地等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是哲学家，但也往往只是触景生情、空腹牢骚罢了，那些于事无补的感叹仍然是一副消极者的姿势。
回到故乡，找回那些在我们心里暗淡了的年味习俗，让它们填补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被无助感深深占据了的空虚角落，真真正正地做一次习俗的体验者、传承者，在那些经历了无数祖辈传承下来的习俗中体验对时空、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孝文化也是年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到故乡，在陪伴中弥补亲情的缺憾，不要再让多陪伴成为一句空话；在磕头拜年的习俗中体味孝对人心的洗礼，铭记住这种感情的力量，带着它们再出发，提醒着我们不要再把关爱拖到下一个春节到来。
守望传统，长存敬畏之心，长践感恩之行，这是一种被我们忘却了太久的积极，在这种积极地寻找中，我们定会重拾记忆中的年味，甚至对年味会有更深层次的体验。
另外一种积极，我们却很乐意提及，即融入现代，创造属于我们的年俗记忆。记忆中的年俗毕竟是属于老一辈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革的我们，年俗绝不该只是追忆那逝去的远景聊以慰藉。《消极的人抱怨年味寡淡，积极的人创造年味》的作者说，既然我们觉得年味越来越无味，那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年味？春节作为“除旧布新”的象征，她确实应该有统一的叙事底色，但是，在这种底色之上，每个人是不是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过节方式？这是一个积极创造年味者的态度。这种创造，可以是几天的外出旅游，也可以是在传统过年方式中加入现代的元素，可以每年重复，让其成为新的恒久的记忆，也可以每年都不一样，真正除旧布新，让关于过年的记忆更加丰富多元。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过年方式，就会留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年俗记忆。从传统年俗中走过来的我们，或许，最佳的方式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一边寻找年俗，传承起老一辈的年俗记忆，让孩子可以感受传统过年之趣；同时，一边创造属于新一代人的年俗，让父母可以在晚年体验另一种过年方式。只是，不管怎样，都应该从此摒弃年味寡淡的消极。
文/段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