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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思想逻辑与现实逻辑、问题逻辑与规律逻辑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我们党引领民族复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治国理政达到新的时代高度。“四个全面”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是目标也是纲领，既是传承也是开创，展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清晰深邃、科学有效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深刻总结党运筹中国大势的战略经验，科学部署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实施，凝练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是指引前行方向、激励党心民心、充满深思睿智的中国发展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于世界复杂格局和我国严峻形势，筹划赢得新的历史阶段伟大实践，解决发展进程的主要矛盾，着力营造向新向好向上的全面发展态势，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固本之道、破障之道、兴旺之道。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主题，同样也是贯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题。“四个全面”以其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赋予这一主题鲜明特色，这就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从每一个“全面”到“四个全面”整体，都生动和深刻地显示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系统主题。“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和总的概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动力、社会运行、社会主体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样本，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四个全面”战略筹划，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用新的视野、新的方略、新的布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丰富了行动指南，巩固了根本保障，展现了在时代潮流中“到中流击水”的中国形象。“四个全面”战略推进，无论是全面小康，还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既是关键也是瓶颈，勇闯激流险滩才能达到彼岸，敢于斩关夺隘就有光明前景，表明了在新的征程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中国意志。
“四个全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模式。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完整准确的概括。在这一道路上，每一发展阶段由于主要矛盾有其具体表现形式，面临形势有其具体特征。因此，走中国道路还要通过一定的具体模式体现出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纲领具有道路的意义和功能。可以说，“四个全面”是新形势下中国道路的具体模式。“四个全面”围绕一个战略目标，构建三大战略举措，构成了走向民族复兴的具体道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门槛之局”，至关重要，必须全力以赴。围绕保证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我们党推出动力机制、法治保障、领导力量三大战略举措，构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支持系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保证，是战略目标与发展动力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在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证，是战略目标与治理方式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建设是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领导保证，是战略目标与组织力量的统一。
“四个全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创新的体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创新实践，蕴育和催生着党的理论创新。围绕“四个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如，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高度概括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价值本质；系统阐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深刻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大提高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深入研究从严治党规律，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层次的实践创新。
“四个全面”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质上也正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全面推进，为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夯实制度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则是推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国家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重大转变。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加强制度治党，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改革立制、法治强制、治党用制，相互强化、相互深化，都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
“四个全面”是走向民族复兴的总纲领，凝聚全党全社会团结奋斗。一百年前，民族复兴的先驱孙中山写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大方略的《建国方略》，构想了他的振兴中华纲领。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没有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复兴力量。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四个全面”正是在这样的关键阶段应运而生、顺势而出。
“四个全面”是破除前进障碍的开路机，激励全党全社会爬坡过坎。走向民族复兴如同长征，不是顺顺当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不闻金沙水拍，同样要闯激流险滩；未见大渡桥横，同样要敢斩关夺隘。如果遇到深层矛盾皱眉头，碰到复杂矛盾绕着走，就不会有坚持问题导向、直面重大矛盾、敢于知难而进的大战略大布局。“四个全面”战略推进，无论是全面小康，还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既是关键也是瓶颈，齐心协力才能达到彼岸，众志成城就有光明前景。
“四个全面”是增进共同利益的大棋局，协调全党全社会形成合力。民族复兴是亿万人民的事业，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阶层的同心同力，是不能成功的。形成复兴合力，首先要形成利益合力，根本在于谋全民之利。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了实现人民幸福的体制障碍，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制度基础。人民群众的幸福向往能否实现，关键在党，在于党能否永葆先进性质和恪守根本宗旨。党风关乎民心，反对腐败顺应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同和高度支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回应人民愿望心声，以人民利益为经纬谋篇布局，是新形势下党执政为民的集中表达。
（作者颜晓峰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