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11月4日上午，诗人柳忠秧诉湖北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名誉侵权案一审判决有了结果。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认为方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柳忠秧“把所有评委搞定”，判决方方立即删除侵害柳忠秧名誉权的两条微博及评论、转发文字，在其新浪微博上刊登道歉声明，并向柳忠秧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元。（11月5日澎湃新闻网）
　　
　　文坛黑幕，历来饱受公众诟病，而方方又多次以“刚正不阿”、“不同流合污”等英雄形象示人，颇得舆论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居然判定方方败诉，别说她自己接受不了，恐怕对大多数围观者来讲，也难以苟同。但这能说明法院的判决不公正吗？或许还真不能。而如何来审视方方败诉这一判决结果，恐怕抛弃个人情感倾向，坚守法治思维，才是最基本的前提。
　　
　　就该案来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方方显然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公开信中的内容属实。但从法院判决来看，方方提供的证据是什么？是“多名证人的书面证明”，而且这些证明的出具人还均未出庭作证。那么具体到司法实践过程当中，这样的证据显然说服力不够。
　　
　　尽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但在实际操作中，证人的书面证明取得合法性则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提交书面证言须事先经法院许可，而不是事后追认；二是由证人直接向法院提交，而不是假当事人之手提交。这两个前提在程序上保证了法院与证人的直接接触，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证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而在这里，方方自己出具证人的书面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显然是不能够被认可的。
　　
　　另外，关于举办研讨会时，柳忠秧是否已经知悉评委名单的认定，从法院的判决来看，方方亦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而仅仅是提交了柳忠秧举办研讨会的新闻报道，这显然亦不能够坐实公开信中的内容。那么单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方方所提供的证据，或许还真的不够充分。
　　
　　法律判决应该要摒弃情绪化认知，以及先入为主的偏见，讲究的是法律层面上认可的实体证据。就像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尽管人们都一再认为是辛普森杀害了他的妻子，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有力证据，最后也只能是被警方无罪开释。同样的道理，即便是公众都相信和支持方方，但在具体的司法判决过程当中，亦要恪守法治思维，而不是情绪化地选边站队，要看到，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应该严格恪守“疑罪从无”的原则。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确实如此，因为假如法律的规范作用得不到发挥，那么建设法治国家，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层面上讲，方方败诉后表示“坐牢也不道歉”，就有些意气用事。既然方方要选择上诉，恐怕还需要拿出充足的证据，来让被告人无话可说。而对于围观的公众来讲，还请抛弃个人好恶，将该案放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来打量。毕竟，舆论的支持，恐怕无助于真相的厘清，也不会给证据加分。
　　
　　文/张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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