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山西太原，著名作家阎真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正在进行有关当代知识分子“纠结与孤愤”心路的对谈。图/潇湘晨报记者 殷建军

　　龚曙光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知名文学评论家。2011年获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创办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潇湘晨报》;用三年实现了湖南出版改制与中南传媒上市，目前湖南出版集团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教育出版巨头;仅用三年创造了《快乐老人报》百万销量的奇迹。近20年来，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出版人，致力于推动原创文学的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

　　阎真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阎真先生的小说一直在探求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揭示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活着之上》节选版在当年《收获》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立即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并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

　　山西。太原。时钟指向下午3点整，对谈开始。

　　著名作家阎真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开始了一场有关当代知识分子心路的讨论——“法律之上良知之下，是道德的荒原，还是精神的净土?人生在世，是沉迷于生活之中，还是超拔于生活之上?”

　　“纠结”，似乎成为知识分子与时代关系的缩影——而这一代人最终成为什么人，其间更多的是时代的塑形和安排。

　　阎真如此，龚曙光亦如此。

　　大学教书的阎真在他小说背后，描摹着与他类似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被飞驰向前的社会所裹挟的教授，陷入现实的泥淖，生活与灵魂都不得舒展。

　　而龚曙光此前也无数次提到，“我的理想绝对不是做一个商人，但我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商人”。这位身份历经“教师”、“酒店老板”、“报社老总”、“书评人”流变的知识分子感叹，“无法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而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场对谈，有如叩问两人心灵的自白会。龚曙光在其间剖白，“人人不都在纠结吗?在如何安妥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灵魂之间纠结。一部分人在纠结中走向放弃和沉沦，一部分人走向孤愤，在孤愤中走向坚守，而孤愤更多的是对行业价值观上的坚守。”

　　阎真勾勒的则是一个写作者的立场，“人文理想起什么用?我不是英雄，我做不了那么好，但至少在法律和道德灰色地带，也不去上下其手，平衡功利主义对我们的牵引。”

　　9月的下午，咫尺之隔的窗外弥漫着都市世俗的浮躁，窗内却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心灵的洗礼。来自当地高校文学、哲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其他闻讯而来的FANS，簇拥而坐，聆听两人的激辩或诠释，试图跟随着去触摸自己灵魂深处的宁静。

　　而在这样一场对谈中，龚曙光和阎真最终完成的，是关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自我叩问和文化担当的自我追逐：当生活裹挟着我们踉跄前行，我们是否牵挂灵魂遗落在何处?　

　　潇湘晨报记者 张琴 梁美兰 徐海瑞 报道

　　纠结 纠结是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

　　阎真：《活着之上》中同为大学教授的聂致远和蒙天舒，这两个典型人物代表了同一种职业身份下的不同价值选择。一种是像聂致远一样，还坚持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一定程度地坚持文化理想和人格理想;另外一类就是像蒙天舒这样的，对人生唯一的信念就是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利益。虽然他们两人在故事情节中没有正面冲突，但其价值观本身是冲突的。

　　龚曙光：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价值观的隔空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个人物最重要的冲突，不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形式上的冲突，而在于他们自己内心。人主要是跟自己纠结，是人所选择的价值观在自己跟自己纠结。《活着之上》这本小说，重要的冲突不在故事本身，而来自于人物内在的心理逻辑和价值观。

　　安贫乐道的聂致远，面对着生活的种种压力，面临着人生的各种窘境，经历着与他人攀比时自尊心受到的摧残，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像蒙天舒那样，享受生活的顺畅感和优越感?

　　反过来，蒙天舒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生活中游刃有余，在处理人事关系上非常势利，但他也从来没有忘掉自己是个学者、是个教授，也从来没有看轻他应该具有的那种文化尊严。所以当他看到聂致远在学生中间、教授中间乃至社会上所受到的人格尊重时，他又何尝不纠结?

　　阎真：我写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十几年来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现在已经出了70版，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生命力。这部小说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基本的心态，这种基本的心态同样在《活着之上》里得到了表现，这种心态就是纠结。

　　所有人都会不时地纠结，但为什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纠结就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存在?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价值观，对社会价值，对知识分子应承担的角色、定位、良知、责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探索和了解，在他们心目中，一定程度上存有人文理想和信念。至于这些人文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展开空间，展开空间有多大，他要做多大的妥协才能弥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知识分子的纠结，源自于不同价值观念的召唤，一方面是心目中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是现实功利对人的强烈拉动，处理这对矛盾的同时，带来了生活方方面面的冲突。

　　龚曙光：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活着之上》的聂致远和蒙天舒，分别类同于《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前半段人格和后半段人格。池大为在“悟透”之前的那段人生里，一开始他是纠结的，他从来就没有对世俗生活不屑一顾，从来就没有将安顿好肉体看做是不重要的事情。在这种纠结中，抵抗生活的诱惑是主流，反抗成为了他纠结的动力。到后来，顺从生活成为他纠结的动力，但是他时时也在反抗：我不能堕落，我不能腐败。

　　《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妥协了，《活着之上》的聂致远坚守着。但妥协与不妥协，知识分子都在纠结。说得武断一点，纠结是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坚守是非常困难的，要面对巨大的反对力量，可能带来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煎熬;也可能是亲人的不解远去，朋友的断席绝交。很多时候，坚守者都处于少数派，会面对巨大的反对力量，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

　　阎真：我觉得“纠结”这两个字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以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功利主义地去看待人生，在今天已经有了合法性。在价值选择上的纠结，表现在内心的冲突。《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在叙事上没有激烈的、外在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矛盾冲突的主要线索，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的内心，所以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心理小说。这些小说在表现生活的时候是非常真实的。《活着之上》基本上每一个细节都有生活原来的版本，这些版本有我自己经历的，有我作为旁观者观察到的，也有一部分也是听别人说的。

　　《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妥协了，《活着之上》的聂致远坚守着。但妥协与不妥协，知识分子都在纠结。——龚曙光

　　自我 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知行难合一

　　阎真：《活着之上》的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有我自己的影子，特别是在心态方面。主人公遇到的事情，我大部分都经历过。遇见这种事我也很纠结，很无奈。有时，因为人情的关系，我也做一些小小的妥协。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也为灰色地带和潜规则培育了温床。要遏制灰色地带和潜规则，还要从社会心态和文化方面努力。

　　当下的知识分子面临社会变迁下更多的物质诱惑，坚守原则者很难出人头地。所以知识分子们往往说一套做一套，知行难合一。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其实也是很纠结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写小说的人，要把价值观念传达给学生，首先要相信所写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信奉它，不能说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讲一些不相信的东西。相信这个东西，才会写得真诚。另一个方面，具体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时，能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把认为正确的东西，贯穿到你的生命实践中。在这方面，我只能说，我大概还是这样做的，但也没有做得那么好。

　　龚曙光：阎真说他的小说很真实，所有的生活细节都有现实版本，这应该是阎真小说的外在形态。阎真小说的故事形态基本是原生态的，他的细节也基本上产生于生活的点滴。但是阎真小说最真实的部分应该是心灵。所以我在读阎真小说的时候，把阎真小说这种生活的真实定位于真相，我把阎真心灵的这种真实定位于真诚。

　　我问他自己纠结不纠结，其实即使我们只读阎真小说的文本，也能够感觉到，阎真小说中人物的心路历程，他的叙事主人公和他的人物之间是有一定重叠的，而这种重叠源自于阎真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在当下生活中的处境、感悟，以及他的思考。所以他大量人物自白式的、思辨式的抒写，也是作家自己的心路。这也可能是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基本上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故事和议论，情节和抒情关系的处理。简言之，就是如何用故事去承载心路历程。

　　阎真：说起曙光，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具有人文理想的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这种角色中间，可能会有，或者必然会有角色的矛盾和冲突。

　　龚曙光：其实纠结就是一种平衡，如果不纠结了，平衡就打破了。但对有的人来讲，他纠结的状态是冲突强于顺从，有的可能是顺从强于冲突。我自己当然也纠结，但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至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人，文化人越纯粹，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力度就越强。因为我不太成功，也不纯粹，所以这样的矛盾就比较小。

　　我是一个商人，也不纯粹，也不算一个特别好的商人。如果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人，跟社会的冲突会很激烈;如果我是一个很纯粹的商人，跟社会的冲突也会很激烈，结果我两边都不是，于是达成平衡的可能性就大了。

　　我可能是文化人中一个比较好的商人，可能是商人中一个比较好的文化人，所以我常说，我什么都不是，几不像，这个“几不像”，就能达成平衡。我做生意的时候，那样厌恶金钱，我不会;做文化的时候，那样看重金钱，我也不会。所以好的文化人不可能是好的商人，好的商人也不可能是好的文化人，只有像我这样不太好的文化人和不太好的商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商人。

　　龚曙光：纠结是“不是选择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和欧美知识分子一样，在当代生活中，基本生活形态就是纠结，这种纠结可能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定位，与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职能相关。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抵抗与顺从并行，在冲突中得以协调的关系。只有很少的人是绝对的顺从，那就是堕落，也只有很少的人是绝对的抵抗，那就是孤愤，绝大多数人应该是纠结。

　　在如何安妥自己的身体和如何安妥自己的灵魂之间纠结，我们活一辈子不容易，并不希望肉体受太多的苦难;但同时，我们又觉得太放纵肉体时，又委屈了精神，于是乎，我们又觉得精神也不能让它承受苦难，始终在安妥肉体和安妥精神、抵抗社会和顺从时代之间来往反复。

　　有时，因为人情的关系，我也做一些小小的妥协。中国是人情社会，这也为灰色地带和潜规则培育了温床。要遏制灰色地带和潜规则，还要从社会心态和文化方面努力。

　　——阎真

　　当下的知识分子面临更多的物质诱惑，坚守原则者很难出人头地。所以知识分子们往往知行难合一。

　　——阎真

　　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跟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抵抗与顺从并行，在冲突中得以协调的关系。

　　——龚曙光

　　孤愤 孤愤的背后是对价值观的坚守

　　龚曙光：我们俩都研究现代文学。其实在现代文学中，最孤愤的小说人物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认为，鲁迅先生小说中人物的孤愤，其思考指向和价值指向，是对传统礼教与文化压抑和束缚的反叛。当然，这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孤愤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当下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在纠结中走向放弃和沉沦，一部分人走向孤愤，在孤愤中走向坚守，孤愤更多的是对行业价值观上的坚守。选择价值观坚守的人或许不多，但这是绝大多数优秀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致远对这种价值观是持肯定的态度，他将自己的精神偶像定位为曹雪芹，其实他更应定位于王国维或陈寅恪。从简单的层面来说，《活着之上》就是反映行业价值观的败坏。所谓行业价值观的败坏，就是教师不诲人不倦，医生不悬壶济世，文官爱财，武官怕死。所以，我认为，活着的基本生态就是纠结，活着之上是孤愤，活着之下就是行业价值观的败坏。

　　阎真：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反叛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要使广大国民从传统文化的思想框架中解放出来，获得全新的、倡导民主科学的现代性思想，鲁迅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是偏激的，但他们却在偏激的过程中，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再有五四时期那种绝对的对抗性，他们可以协调，可以融合，可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坚持现代性。但是，当下知识分子的这种包容，应该有一个内核与底线，那就是责任和良知，而不是以自我生存功利为出发点。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与功利主义保持距离的，比如屈原，他是楚国的贵族，只要稍作妥协，就不会被流放到江湖;李白也是这样，他要放任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不适应宫廷生活的，宫廷生活需要你的奴性，而不需要你张扬的个性，所以李白也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与功利主义保持一点点距离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英雄，我做不了那么好，但至少我还保持着一点点做人的底线，我不会触碰法律，即使在灰色地带，也不去上下其手。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在今天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平衡功利主义对我们的牵引。功利主义是合法的，但如果把它极端化、唯一化，就会走向另一个社会状态。就像曙光刚才说到的，作为一个教师，我至少可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叩问不越底线，保持心灵的火花

　　龚曙光：其实，还有一个作家是很孤愤的，那就是卡夫卡，他以很独特的、东欧式充满魔幻感的生活感悟，表达着自己的孤愤。在这个过程中，卡夫卡以作家的身份发出了对生活的那一声尖厉的呐喊，进而构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回过头来，我们看钱钟书的《围城》，写湖南一座大学里面知识分子的生活，那是一种更独特的环境，因为是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人们的心态和生活都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可能潜在的丑陋人性都表现出来。但为什么钱先生可以那样平和、从容、调侃地塑造这一群知识分子形象?

　　在卡夫卡和钱先生的创作动因中，他们是在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去完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还是也把教化放在首位?你是一个充满史学感的作家，在教化和搭建艺术王国两者间，谁重谁轻?

　　阎真：卡夫卡是我比较了解的作家，他的情绪比较负面、悲观、绝望，或者说孤愤，这在很多小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至于钱钟书，他没有在抗战背景下去表现这样一种抗战、民族的重大主题，他写知识分子的群体比较猥琐的生存状态，这是钱先生的选择。我觉得文学作品是在多元化的艺术视野中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选择都很正常，可以理解。

　　但像曙光所说，是不是一定要作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是这样理解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价值观，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更应该有这样的宽容，我们没有唯一的正确性，“唯一的正确性”，或者惟我独尊的思维方式是不能够成立的。

　　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曙光说这是一种教化，确实有教化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教化这两个字还是太重了一点，毕竟我还不是一个文化英雄，或者我写的这个小说主人公也不是文化英雄，他是一个凡俗的知识分子，他还没有承担这样一种历史使命的角色定位，只是在自己所经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对人格的坚守，对生活的人道，对他人的平和。

　　即使是这样一种凡俗的角色，面对生活的诸多压力，有时候也会面临不愿意的选择，这就会有一种孤愤之情，生活硬是把我逼得非做不可。

　　就像小说里说的，一个学生有背景，领导要把他保送出国，让聂致远打分的时候打个高分，但他的成绩又没有那么高，聂致远觉得良知过不去，所以犹豫半天，给了他一个中等的分数。最后，学生不高兴，领导也不高兴，聂致远自己也不高兴，因为自己做得憋屈。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自己非常郁闷。

　　生活中总是有这种力量的逼迫，让人做出这种不得不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我小说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就像动物园的老虎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那只老虎”。

　　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很多人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成长非常艰难，内心会感觉非常悲凉，好像前景看得见，但道路总是走不通，好像有一座玻璃墙把你挡住了。在这种心态下，非常容易走极端，就是愤极而放弃，觉得社会变了，我可以放弃一切束缚我的理念、信念，把生存作为唯一的信念，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希望，不管生活中遇到怎样的挫折、障碍，你做人的底线还是应该有的。就像我的一位学生所说的话，他在找工作接连碰壁之后，还能写出“你不黑暗，中国就有光明”，我希望大家在人生的困境中，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心中的火花和亮点。

　　文学 冲破蚕茧，写出有新思考、新意味的小说

　　龚曙光：阎真的小说是在用人物的命运曲线，把社会的整个大背景带进来，社会背景是靠人物命运牵引的，故事只是在推动人物的心理逻辑往前走，并且在每一个关键点上激发人物进行思维和思辨。所以，你的一条线是把人物置于命运的背景下，把命运置于时代的框架中，同时通过故事去触发思考，把故事和思考凝结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实际上，命运成了一条线，故事和思考贯穿一体，是这样的结构。它像生活，比较平静，甚至在有的地方可能有点沉闷，但是它不平庸，每每到你觉得有点儿沉闷的时候，马上会有大量的思辨和激烈的思想从细节上触发出来，让你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说不断在这种平静中到激越，然后再到平静，再到激越，是这样一种推动，它超越了生活。

　　阎真：《活着之上》写的都是生活中非常琐碎的事情，几乎没有具有社会矛盾冲突的事情，属于个人化、生活化的叙事。首先，像您刚才讲的，我就是想把这个历史背景带进来，在这一点上做得还可以;第二，想把这种历史背景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冲突，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价值观念、价值选择、价值冲突的内容带到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中间来。正因为如此，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它实际上就具有了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冲突的意义，至少我是这样选择的，哪怕我写日常生活叙事，也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精神视点，这是我的想法。谢谢曙光，他看得非常清楚。

　　龚曙光：阎真的小说吸引我，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同乡情意、同专业的学习履历，更重要的是阎真对生活的感受方式，以及我们作为同时代的人，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当代或当下使命的时候，是我们碰到的共同困境，我们思考中所得出的彼此认同的结论，以及个人的叩问、对时代的拷问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对于当下这种人文生态，对于当下这种良知的处境的忧虑，或者说一种恐慌。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阎真的小说超越了对这个时代的简单批判、简单评价，也超越了以纯粹的故事去吸引读者，以纯粹的语言华丽去形成艺术风格的那类作家。

　　当然，最近我也很遗憾地听到说阎真写了这部小说之后不想再写小说了，不知道这个传闻是否属实?阎真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正处盛年，应该说，还在一个创作的旺盛期;阎真身体很好，一个作家身体不好是写作的最大障碍，他身体很好。阎真如果用一段时间把自己的人生积累重新激活，把自己人生的感悟重新梳理，在一个更宽的视角上去开凿生活，在社会矛盾更深的层面去开掘生活，我觉得他更好的小说会在后面。

　　阎真：我的小说不完全是出于一种功利的冲动，只是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基于这一点，我写小说相当认真，或者说特别认真。大家看我的轨迹，写得不多，大概要五六年才写一部小说，写完一部小说之后，要对下一部小说进行深入的思考，我写什么东西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精神上，或者艺术上的原创性。基于这种精神基点再去写。曙光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督促和鞭策，希望我对生活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写出更好的小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

　　当然，如果没有表达的冲动，你勉强去写的话，就会重复自己。我不愿意重复自己。其实作为大学老师，我的生活也非常简单，每天到学校，然后到家，是不是跳出这样一种生活的格局、思想的格局?我希望自己能够有这种勇气，能够冲破蚕茧，写出有新思考、新意味的小说。其实我觉得自己不写也挺可惜，就像一个画家能画的时候不画了，一个音乐家能创作的时候不创作了，也有点儿可惜。曙光的鞭策和督促，也许会使我重新兴奋起来，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