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向常水)

　　船山学社成立于1914年6月14日，是民国时期湖南非常重要的学术团体。从成立之初，它就积极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既研究宣传船山学说，又积极回应时代议题，同时还热衷于社会服务，广泛参与社会教育。目前学界对船山学社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是重点考察参与社会教育问题的文章尚不多见。应该说，船山学社是民国湖南公共文化发展中代表性机构，研究探讨船山学社参与社会教育的情况很有必要，因为这可以启迪人们深入思考社团的角色扮演、学术服务现实的路径等问题。
　　
　　一、随时代沉浮的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是一个学术社团，诞生于民国肇始之期，历经三十多年，到新中国成立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民国初期，新政伊始，人们怀揣新期待、憧憬新未来，国家民族正处在社会转型、政治再生阶段。但是，美好愿景和残酷现实比照带来的极大反差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内心的感觉，可谓是“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怅怅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期。”
　　
　　湖南饱受战火煎熬，政局动荡，人心失范，秩序失纲。“在民国成立后的八、九年间，南北军阀在湖南的交替统治频繁，使湖南政局飘摇不定。1911年至1920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易其手”。省会长沙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北军兴，湖为斗场，省城波浪跌兴”，轮番遭劫，文化无数次地被摧残。对此，刘人熙认为，“迩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病原”，“非道德无以范围人心”。
　　
　　在刘人熙看来，王船山成了挽救人心、重建道德的求助对象。王船山“以前明遗老痛祖国之沦亡，发愤著书以期唤醒国民，其遗著大则可以激扬民族革命精神，小则可以维持世道人心于不坠。”曾国藩早已看到了王船山的价值，曾积极搜集、刊刻船山遗著，才使王船山的名字广为人知。在晚清，推崇王船山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焘。1876年，他专门奏请朝廷下旨谕令各地文庙崇祀王船山，但未得批准。1881年，他在长沙创办了思贤讲舍，专祀王船山。在清末民初，王船山在湖南读书人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王船山之所以受时人推崇，关键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经世致用精神。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救亡成为当务之急。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誓死忠于明朝的气节，无不让人敬重钦佩。船山学说影响了湖南太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版图，正如杨树达所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
　　
　　在“排满革命”思潮冲刷下，王船山的思想气节更是大行其道，人气和名望节节高升。谁曾想到，几百年前的隐居学者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呢，历史真可谓是最伟大的“编剧”！但在这时，传扬船山学说的思贤讲舍已“国变辍讲”，风光不再。在此情况下，一向推崇王船山的刘人熙认为很有必要创办新机构，接力传扬船山学说，帮助人们廓清是非、纯化心灵。他对王船山评价很高，说王氏“上继孔孟，下启后贤，自濂溪以来，未能或之先也”，能给后人的启迪和教育是“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作为当时湘省重量级的士绅，刘人熙的人脉和名望都有助于他实现组建船山学社的愿景。
　　
　　完全可以说，船山学社是刘人熙一手办起来的，是他通过多方活动解决了选址和经费筹集问题。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应刘人熙之请，已同意拨定长沙东茅巷旧士学馆为船山祠和船山学社的选址，省议会还同意岁拨4000元予以支持。1913年夏，船山学社的筹组工作正式开始。随后，“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入湘。这时，刘人熙被聘为都督府政治顾问，他就分别致信袁世凯和黎元洪，寻求对筹建船山学社的支持。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最后所得经费依旧只有省府此前允诺的4000元。社址则定在思贤讲舍和思贤书局原址。
　　
　　1914年6月14日，船山学社宣告成立。船山学社的要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昌明国学和扶翊风教。刘人熙对船山学社也提出了两点期许，一是不涉门户之见，二是运用现代学科理论重新诠释船山学说。船山学社章程规定，“公推总理一人，总持社务。设哲学政学二科。”刘人熙被推举为总理和社长。但刘人熙不愿专负社长之名，便决定哲学科和政学科的主任皆为社长身份，实行多社长制。船山学社创立后，“附设船山学校，讲学之盛风被三湘”。
　　
　　兹后，船山学社“遭遇世变，未能发展。社章所拟发行学报、补校遗书、设立图书馆诸项，皆以款绌中止”，1918～1919年，船山学社“迭经变故”，社员名册尽行散失了，继任职员无从查考。1919年，刘人熙去世，船山学校校长贝允昕辞职。6月，补举石广权为政学科社长兼校长。但石广权就任没几个月就因病就医，只好由彭政枢代任社长兼权校务。10月，彭政枢在报刊登载启事，“不与闻社务”，此前，石广权也登报宣布与船山学社脱离关系，至此，“社务中断”。1920年3月，经社内同人挽留，石广权才“回社恢复校务”。当时湖南政争复杂，石广权复职后立即声明，船山学社不参与政争，“专以讲学为帜志，设校育才，注重道德，凡关时政，概不与闻。无论何人，不得假借本社本校法人名义或校长个人名义涉及时事”。
　　
　　但在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船山学校学生发起了一场驱逐校长石广权的运动，终使其离职。1920年7月上旬，船山学校李若谊、吴芳等人以全体学生名义致电谭延闿，指控石广权“豺狼成性，鬼域其心，人面兽心，甘心作安福贼党之走狗，朝秦暮楚，惯使其腾挪口闪之技能。”“生等拟请将该校长等退后，组织自治会，以维敝校之秩序，而校长一席则请钧座委任贤能。”7月9日早晨，船山学校召集教职工开大会，宣布驱逐石广权校长理由，公布学校维持现状办法，并决定自即日起实行自治。《船山学校自治公约》称：“本校校长石广权，仰张敬尧之鼻息，甘作安福系之走狗，惟利是视。虽玷污吾湘神圣教育界之名誉、丧失吾等学生之人格，亦不少顾。非仅以学校为营利之场而已，对吾等处于积威之下时，含垢忍耻，亦莫如之何。……惟败类被逐后，校内秩序应由吾等任之。”《临时自治公约》内容共六项，主要内容是自即日起在校生不得离校、出入学校得请假等。学生还向石广权发出公函，骂他是“卑鄙苟残、人格全无、老不自爱的败类”，并说“凡教育界中稍有身份的人，对于你的人格，莫不唾之如遗，闻之欲呕了。”在这次风波过后，船山学社即于7月17日开会予以改组，会议接受石广权辞去社长兼校长职务，并选举新社长和校长。此次会议“采取近世潮流，多数赞成学生加入选举。”选举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最后，仇鳌当选总理，郭开第、帅守明当选社长，彭国钧当选校长。
　　
　　1921年，毛泽东等人利用该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把船山学社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这一做法直接若怒了当局，招致勒令停办的结局。1923年，被迫关张，“将社产拨归他校，幸社友力争乃恢复一部”。1925年，老社员石广权、刘岳峙、周逸等又呈请当局恢复社务活动，得以批准。1926年春，刘人熙之子刘伯远被推接办船山学社，不久改为船山中学校。工农运动高涨时期，船山学社的房舍被用于改办省农会，社务停办，社友星散。大革命失败后，房舍虽已恢复，但省政府无力倡办复员事，“主其事者（指彭清藜——引者注）又绝不知社为何物，创社者为何意，甚至社之名且不存，遑论其他。”开初，“彭清藜尸名社长，专办一小学校，敷衍从事，已失社初旨”，在款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又添办中学，但“经济状况如何，旨趣如何，旧有社员无与闻者”。
　　
　　1930年春，遂有改组船山学社之倡议。1931年8月12日，船山学社社员雷铸寰、张炯、石广权、彭兆璜等19人联署呈文省政府，申请改组湖南船山学社。他们说明了需改组的缘由，“迩年共产谬说，炽遍青年，省会为士林风气之源，多一营业学校，于教育文化毫无毫发之增，少一讲学机关，于世道人心有陵夷之感，”同时强调接续民初开办时的宗旨和精神，“遵照民二以来刘畏庐先生设社立案原章，切实改组，以重贤绪，而正学风。”对此，省主席何健在8月22日批复说“船山学社办理不善，准予令行教厅依法改组。”8月24日，奉省府命令，国民党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令派萧度、傅绍严、彭兆璜、方克刚、张定、任福黎、周逸、石广权、刘伯远（刘君今春物故）等九人为改组船山学社筹备员并审定社章”。
　　
　　1931年11月8日下午，9位发起人在中山堂发起谈话会，议决遵照《文化团体组织法规》相关规定，呈请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批复如何推定筹备员及筹备员法定人数。发起人得到的指示是“准予填发许可证一纸，并派彭运斌为该会指导员”，并令由发起人萧度等九人为该社负责改组人，负责拟具章程草案、登记社员，再提交党务指导委员会核夺。
　　
　　1931年12月2日，在长沙中山堂成立了船山学社筹备会，推方克刚、周逸、彭兆璜三筹备员起草社章。1932年6月，船山学社董事会成立。9月，召开了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正副社长。结果赵启霖当选社长，陶思曾当选副社长。大会投票通过了船山学社章程，规定设立编辑部、研究部和讲演部，确定周逸为编辑部主任兼秘书，颜昌峣为研究部主任、石广权为讲演部主任。至此，经过近两年努力，船山学社改组任务完成了，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船山学社位处小吴门铁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敌机轰炸的可能性极大。周逸等人事先就开始做转移的准备，将所有书籍打包随同学社不断迁移，竭力保护，这种延续文脉的壮举实属令人钦佩。抗战胜利后，周逸为重新择定社址（原来的社址已被日机炸为废墟）和恢复社务，不停地在长沙与湘潭间奔波。1945年冬，周逸领得教育厅复员建设费国币68万元。除举办船山冥诞祭祀用去8万元外，将剩下的60万元修建房屋三间，作为船山学社临时办公之处。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船山学社从此进入了发展新时期。
　　
　　船山学社曲折跌宕的行进过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影子。它既坚持原有追求，又适时调试策略。一大批湘籍硕儒钟情于船山学说，为船山学社的存续四处奔波，同时船山学社也是他们以学术服务社会的介质和平台。
　　
　　二、矢志不渝参与地方社会教育
　　
　　船山学社成立伊始，就紧紧围绕宗旨，规划活动，以多种形式传播船山学说，服务社会需求，只不过时局不平、经费难措，很多原定计划打了折扣。
　　
　　第一，定期会讲，传扬学术。请名家会讲，是船山学社一以贯之的活动内容。在刘人熙主持社务时期，“讲学之风被三湘”。当初专门制定了会讲规约，规定每周举办一次讲座，讲演人须是船山学社社员，“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会讲的内容主要是阐发儒家典籍和王船山学说，即“发挥经籍之微言大义，内求之身心，外达之天下国家之故”。刘人熙、廖名缙、彭政枢、王瀚声等人的讲座，既阐述学术，又联系现实、针砭时弊、宣传抗敌，吸引许多人前来聆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何叔衡、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常去听刘人熙的讲演。1918年，张敬尧督湘后，会讲中辍。
　　
　　20世纪30年代，船山学社改组后，最重要活动依然是组织会讲，只不过讲演内容与何键倡导的读经运动紧密相连。当时制定的《会讲规约》规定，“每周于日曜日集社会讲”，讲友为该社社员，“遵照社章于哲学、政学、文学三科中各自认定一科，其讲题临时自定之”，但国内外名人莅社则延请为临时讲友。讲演比较灵活的，内容不限予预定的讲题，听众不限于本社社员，“但初至者应自行登记姓名及职业住址”。从1932年到1937年，船山学社举办的讲演不下百余次，全面抗战发生后，船山学社依然坚持主办了经学讲习会。
　　
　　第二，刊刻船山遗稿。搜集出版王船山的著作是传扬其学说的重要手段。王船山著作众多，需要不断搜罗分类整理。尽管曾国藩兄弟曾为船山著作的出版贡献甚大，但刘人熙认为曾氏已刊布的《船山遗书》只是“经史子集搜辑略备”，依然还有遗漏，需要继续搜集整理刊刻。1915年，船山学社刊印了王船山的《搔首问》和《愚鼓词》，将二者合刊出版，书名为《搔首问愚鼓词笺合刊》。1917年，船山学社与湖南官书报局合作刊印了《船山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十八卷），这是首次公开刊行。此外，船山学社还在《船山学报》第1-8期上连续刊登了《尚书引义》与《四书训义》。这些著作，有的是首次面世，有的是合并刊印，有的是重新点校。但后因经费不足，时局颠沛，刊印遗著的工作未能照常进行下去。抗战结束后，搜集刊刻船山未刊稿的工作得以继续。
　　
　　第三，举办祭祀船山的仪式。祭祀王船山是船山学社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祭祀仪式一般会选在夏历九月王船山的诞辰日进行，这也是召开学社社员大会之期。每年定期祭祀船山的活动是弘扬优良传统的文化仪式，对社会大众有所教益。1920年王船山诞辰日前，船山学社预先通告，“本社社员均当与祭，……以重祀典。”1922年10月20日，船山学社上午举行纪念大会，并商酌社务，备筵招待。当然，在时局云波诡谲的年代，这项活动也未能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1930年就没有举行祭祀活动。1932年9月30日，船山学社在改组后首次举行祭祀仪式，非常隆重。日敌犯湘后，学社四处播迁，祭祀就无从谈起。抗战胜利后，船山学社回迁，当年就恢复了祭祀船山的仪式。船山学社在王船山诞辰日举行祭祀仪式，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申，是强化成员社团意识的有效方式，也是教导民众尊崇国学的好方法。
　　
　　第四，发行《船山学报》。这可以说是船山学社扩大影响，宣传船山学说最直接、最有效、最广泛的形式。1915年8月20日，《船山学报》创刊。创刊号上刊发了刘人熙撰写的《船山学报发例》和《船山学报叙意》。刘人熙开宗明义地指出：“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凌，人人有亡国之惧，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家危而不亡。”1917年刘人熙出任军政职务后，“本社学报失其重心，亦遂至第八期而中辍。”此后长达13年，船山学社没有发行刊物，直到1930年，又发行《湖南船山学社杂志》。两年后，船山学社改组并续刊《船山学报》。《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规定，“本学报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仍名曰船山学报，”续刊《船山学报》在1935年后出版面临极大困难，稿件不足，无奈只得转载别的刊物之稿件。全面抗战爆发后，《船山学报》停刊，直到抗战结束，才重新刊印。船山学报刊发的文章以国学研究为主，它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五，创办各种学校。刘人熙等人创办船山学校，旨在培养新式人才，服务社会需求。民国初立，百业待举，新型人才的缺口很大，既然“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民国重要之问题，未有过于得人者也”。为此，船山学社于1916年春创办了船山学校，总理为刘人熙，彭政枢兼任校长。船山学校制有详细章程，总计九章192条，内容涵盖学生入学条件、学杂费额度、学生成绩考核、学生准则、教职员待遇、会议制度等。1917年，船山学校学生规模达300人左右。1919年6月，石广权任船山学校校长，1920年7月9日离职。年底，考虑到“本社中学即须停办，……嗣以现代学术日新，研究须与国内外各大学为学术上之沟通，因有自修大学之计划。”1921年暑期，船山中学停办，8月6日，湖南自修大学开始招生。8月10日—20日报名，24日分科考试，9月1日开学。初次分哲学、政学两科招生60人，入学者必须是中学毕业或，与中学程度相等，及高等专门各校毕业或修业者。《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自修大学设校董会,由15位校董组成，负责筹集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另外，自修大学还附设了法文专修科、初级中学班和补习学校。1922年12月，李达受聘为学长。到1923年，自修大学共有大学、中学和补习三部学生200余人。
　　
　　湖南自修大学学生入学不收学费，只收膳费，“每月收膳费光洋3元5角，每月收杂费光洋2元，预缴6个月费用方许入校”。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脑体并重，“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湖南自修大学在教学方法上以自学为主，“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以图书馆为研究之中心，而辅之以函授。”此外，自修大学还于1923年4月创办了校刊《新时代》，它在发刊辞中声明：“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
　　
　　1923年11月中旬，省主席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明令“着即取消”。1926年春，船山学社恢复活动后只保留了办学部分，干脆改为船山中学校。大革命时期停办。1928年后，船山中学校续办。1932年船山学社改组后，在《湖南船山学社章程》中明列了一项工作就是“设立补习学校及两级小学校”，但成效并不显著。
　　
　　“五四”之后，赴法勤工读思潮在湘盛行，“多少人已经赶着游法勤工；还有些人，正在学习法文，预备前往”。1919年冬，船山学校“派中学生六人，赴法国，加入勤工检学班，旋分赴英比各国。”为满足社会对学习法文的需求，船山学社专门开设了法文专修科。1922年4月4日至10日连续一周在湖南《大公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本社为沟通华法文明、尽力华法教育事业起见，特于自修大学成立期前开办法文专修科”，船山学社法文专修科“定于4月9日举行入学试验，4月17日开学。”船山学社法文专修科此次共招生20多人。同时，平民教育思潮在湖南渐起，船山学校的职员和学生也在1919年11月中旬组织成立了平民半日学校，初期招得男女小学生三四十人。到1920年，增至110人，分为四个班，“每日由服务生教以国文、算术各科”。
　　
　　第六，创设图书馆。船山学社高度重视图书馆的作用，以致在成立自修大学时，明确提出要以图书馆为学习研究的中心。湖南自修大学宣布：“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学校“经费之大部，系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试验室之用。”图书馆将“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报纸，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
　　
　　船山学社中最先提出建图书馆的是廖名缙，他与刘人熙共同捐赠书籍200多种，在思贤书局旧址创建起来，予以倡导。但后来筹款维艰，廖氏离开后，只能暂时设图书室，添购200多种图书，“以资社员讲习之用”。到1916年春，图书室共有书籍500多种。后来，随着刘人熙离任，因款支绌，设立图书馆事项搁置了。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后，在1921年7月到12月添购了421种新书刊，共1004册，其中不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著述和报刊。此外，贺民范捐赠的私人书籍96种554册。1932年，船山学社改组后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筹设船山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船山学社的财产，除图书先行转移未受损失外，其他所有留存于长沙的器具什物，全部被毁。”抗战胜利后，周逸和社友们以原有图书为基础，又筹集经费建了船山图书馆。
　　
　　船山学社办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专业性的学问探讨，又有通俗性的知识普及；既有始终不渝的传统坚守，又有关注当下的热点回应，都紧紧围绕弘扬船山学说、服务社会需求，都是在以社员们的专长来实现抱负和影响大众。不管时局怎样变迁，船山学社始终坚持创始时底定的宗旨和理念，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执着的信念力争做好一件事，这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实属不易，值得敬佩。
　　
　　船山学社几十年间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发挥自身作用，在提升民众素质和推进社会文化中不缺席、不退缩，这与船山学社的经办者和普通社员在湖湘文化沐浴下那种敢于担当、积极进取的性格不无关系。船山学社顽强的生命力及其形式多样且富于成效的社会教育，是延续船山精神的最佳方式，也是湖湘文化氤氲绵延的很好例证，同时，它也启示着后来者怎样使一个文化学术社团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三、时间沉淀出的特性品格
　　
　　船山学社是民国时期湖南很有影响的文化学术团体，它时断时续存在了几十年，无论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还是社会教育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也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
　　
　　第一，声言不参与政治，但命运始终与政潮起伏紧密相连。船山学社的创立是坚持独立性、讲求气节、力主创新的船山学说在近代广受追捧的一种结果。刘人熙目睹民初政治变革后的乱象，希图文化救国、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希望从王船山那里找药方。既然重视文化的力量，他自然就不把关注重心放在政制变革方面，一心希望从长计议、大手笔谋划。但是当袁世凯正式开启历史倒车，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时候，刘人熙又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抵制帝制。1914年，他写了一首《竹枝词》：“去年今日忆长沙，袁兵袁将虎张牙，将军晋爵兵双饷，杀尽冤家做帝家”，这使武夫们甚感不快。张敬尧督湘时，百般刁难，对学社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以致学社人事更换频繁，社务中辍。
　　
　　“五四”之后，船山学社在何叔衡、贺民范、仇鳌等的领导或支持下，工读主义、平民教育、社会主义在船山学社社员中得到传播。尤其是毛泽东等人在仇鳌支持下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早期的一批骨干成员。在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政治博弈中，船山学社的立场偏向谭延闿一边。国民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深刻影响到船山学社，其社址一度作为省农协办公地方。抗战全面爆发前，湖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船山学社作为研究传扬儒家思想的学术团体，更是鼎力支持、积极参与。抗战八年中，船山学社无法置身其外。抗战结束后，原本是要复员重建，但很快国共之争局势明朗，船山学社发展又面临着的生存发展环境。
　　
　　船山学社原本是希望潜心研究船山学术、传播船山思想，多次重申不过问政治，但根本无法如愿。动荡颠沛的时局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船山学社的命运。
　　
　　第二，宗旨明确且始终如一。船山学社发展道路坎坷，但始终没背离其最初的信念。应该说，观察一个社团的特质，理当看重其活动规划和稳定环境下的活动，而不能以非常时期的作为说事，毕竟很多时候会有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发生。船山学社是因“尊仰船山先生之人格学术而设”，旨在研究传扬船山那种重气节、开生面、致实用的精神，以此来为挽救国运贡献力量。可以说，船山学社的目标是以保守的文化方式达到民主的政治目的。1936年，船山学社明确宣示，“本社研究事业除船山学说及近代哲学政学文学外，特崇孔孟，专重躬行，以明善复初之学，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重纲常、戒空谈、敦实行为主，观本社学报劄记栏恒心堂读书答问，便知作者忧时之切。”船山学社实质是在做发扬国学的事，只不过在时局万变、思潮澎湃的年代，其某些做法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和诟病。刘人熙极力维护传统儒学，认为“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删诗订礼，正乐，赞易，作春秋，大义微言，挹之无尽。我辈幸生其后，时习默识，以日辟其新机，此乃无尽之藏也，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学社坚守信念、发扬传统的东西，这在思想激变时代，难免有“保守”之嫌。
　　
　　第三，规划宏大，但落实起来颇多艰困。船山学社的活动，紧紧围绕尊崇船山、研究船山学说、传播王船山思想进行。王船山每年冥诞，举行祭祀活动；建专祠予以祭奠；在船山学校开办时，特意从衡阳招进两名船山后裔，这都是缅怀王船山的具体举措。定期举行会讲、刊刻遗稿、发行学报、举办季课，都是为了研究船山学说。而开办学校、筹办图书馆，无疑是为了传布船山思想。这些计划围绕主题、规模宏大，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大打折扣，这关键是经费奇缺和局势动荡所致。
　　
　　船山学社在湖南坚守存续几十年，这本身就极具文化象征意义，对三湘大地的文脉延续和文化传扬贡献良多。它长期以来注重传播国学、传扬船山学说，通过办刊来传递文化，通过办学校来培养新人，通过办图书馆为自学者提供平台，它是以多重途径营造文化氛围、提供文化服务、实践文化理念，为推进社会教育，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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