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朱迪光)

　　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刘人熙主社的阶段和1932年改组后的阶段。不同时期的《船山学报》有着不同的办刊宗旨。
　　
　　一
　　
　　刘人熙于1914年在长沙思贤讲舍遗址创建了我国近代闻名中外的学术研究团体——船山学社，并于1915年到1917年编辑出版了八期《船山学报》。分期刊登了一大批学术性的文章和船山未刊手稿、船山手稿墨迹、船山故居遗址照片以及刘人熙、廖名缙、彭政枢、王瀚声等人的演讲稿。并首次公开刊行船山的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船山所著南明史料书《籜史》等，均属重要佚著。
　　
　　《船山学报》排在首要位置的是“图画”栏目，此栏目所登的并不是文章而是图片，这些图片绝大多数是船山先生遗像、手迹等与船山有关的图片或照片，此一栏目可概括为“船山遗迹”。第二个栏目为“师说”所发表的是《尚书引义》、《四书授义》等船山遗书，此一栏目可概括为“船山遗书”。第三个栏目为“广师”，其中《鬻子释义》连登三期，《人伦道德讲义》连登六期，《黄书宣义》登一期，还有《文中子补注》等刊于其中。由《人伦道德讲义》连登六期来看，主要是讨论“人伦道德”问题。第四个栏目为“讲演”，发表了三十七期讲演稿。这些讲演稿有的有题目，也有一些没有题目。讲演题目如下：《开讲》、《论卫道之精神》、《读〈正蒙·动物篇注〉》、《周易大象述义》、《读〈正蒙·神化篇注〉》、《读〈正蒙·乐器篇注〉》、《读〈正蒙·天道篇注〉》、《有德篇》、《读〈正蒙·诚明篇注〉》、《读〈正蒙·至当篇注〉》。其中《周易大象述义》分十多次讲演。由此讲演题目来看，绝大部分是讲解船山著作，“船山学”是这一栏目的重点。第五个栏目是“通论”。此类比较杂，登《原盗》、《原师》及《黄书宣义》之文外，还登了其他文章，以讨论现实问题为主。第六个栏目是“专论”，主要登《律音汇考》这样的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文章，也登一些史论文章。第七个栏目为“文苑”，收录文集和诗歌。第八个栏目是“说苑”，收录考史的著作和文章。第九个栏目是“附编”，下设两个子栏目：“国语”、“邻戒”。“国语”是国内新闻，“邻戒”是国际新闻。由以上栏目来看，《船山学报》最重视也最着力的是船山研究。九个栏目有两个专栏专发有关船山的图画和著作，而其他六个栏目或主要，或夹杂有船山方面方面的文章。船山思想的研究是《船山学报》的主要内容。
　　
　　由上所术的栏目来看，《船山学报》是以刊发船山遗书和研究船山学说为主的杂志。那么它的办刊宗旨是什么呢？《船山学报》的办刊宗旨在刘人熙的《船山学报叙意》中讲的非常清楚：“《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而船山学社社方坦伯有言曰：“刘先生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抗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
　　
　　《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应指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忧国”或称“救时”。所谓“忧国”就是上所说的“忧中华民国而作也”。所谓“救时”就是廖名缙所说的“举先生著书行事之最足拯救时弊者”，通俗地说就是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船山学社诸人都将船山学说与救时相联系。廖名缙说：“要之国家之病患，常因时势而发生。集社讲学者之立言，贵因时势而施治。我辈今日以救时为目的。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彭政枢在《〈周易大象〉述义》中说：“船山显揭春秋以后之世变，上下相凌，由于心志不定，践履不正，逆伦犯分，无所不为。……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愿学易者辨天泽之分以挽回世变焉可也。”王瀚声说：“大学明德，在于新民；尧典峻德，推及平章。古人无日不以学业为己任，即无日不以教人为己任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视学业为畏途，藉教育为捷径。言念及此，痛焉厥心。船山讲学，深明大义。默而识之章，确能发挥痛切，有益世道人心。今将其义而申明之。”
　　
　　二是宣传船山学或船山精神。何谓“船山学”，船山学社总理刘人熙进行了概括，云：“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这一解释，虽然不能说是准确的定义，但概括了船山学术思想四个特点：通天人，一事理，独立精神，廉顽立懦。“通天人，一事理”，不用多作解释就会明白。“独立”，又可称之为“独往独来”，一方面是指王船山的精神，另一方面应该有现代所说的“独立自由”之义在其中。辛亥革命时期鼓吹革命的杨毓麟1903年在东京撰文云：“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其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独立”之精神是辛亥革命者所追求的精神，也是其价值观，当然也是一种新的思想。因此刘人熙还将其与国家、教育、学术联系起来，说：“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廉顽立懦”是指道德方面，所以刘人熙称其为“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船山学社的其他成员对此也有解说，但其基本含义相同。如社员方坦伯说船山之学，至今不能磨灭者，以义理之充足也。船山之人，至今动人景仰者，以道德之高尚也。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庶与船山之宗旨相符。廖名缙说：“幼诵先生遗书，忾慕殷拳，今日勉厕社员，谨觕举先生著书行事之最足拯救时弊者，得四事焉。……四事维何？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这四事应该是“道德”的主要内容。廖氏一方面称船山先生祖孔孟而宗宋儒，另一方面又说“我辈今日讲学以旧道德为本根，以新政艺为筏枻”。这说明“道德”含义主要指传统道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宣传船山精神就是要宣传“独立精神”、“传统道德”。
　　
　　三是通过讲学、办刊昌明学术。有云：“大略谓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非寻常结社集会可拟。国体既更，未堪多难。深思其故，惟在人心陷溺，道德堕落。欲正人心，舍昌明学术，实无他法。讲学最是静业。”这里虽是指“讲学之会”实际上亦指办刊。因此，《船山学报》解释“师说”栏目时说：“分期刊行遗书，校补阙文，并笺记引申，冀与海内能发挥光大之。”解释“讲演”栏目时说：“同社分任哲学政学，互相师友，于来复休沐日会讲。择尤登录。”解释“广师”栏目时说：“……寰海同志，或以儒先学者之论著，（以有关学术政术世所希传为标准）或译述东西哲家之学说，或自抒心得，成一家言，或对于本社质疑问难，惠而好我，所望起予，缅诗人他山之怀，揆亭林广师之旨。同人不胜欢迎，并图琼报。”《船山学报》诸多栏目充斥传统经学、史学著作和论文，新说很少。用船山学社骨干成员的话来说就是“温故知新”。有云：“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先生固空所依傍，有独来独往之精神。然所凭借者，亦在诗书六艺，于宋儒横渠知礼成性之旨，尤为独得其宗。”这里强调“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就表明自觉地抵制西方影响。船山学社诸君所论，“昌明学术”、“讲学”包含在“救时”之论中，“廉耻”、“责任”寓于“道德”之义内。新的思想如“进化论”、“平等”、“自由”，则是作为批评的对象。如彭政枢之言云：“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又如廖名缙说：“自俗士误读进化论及天演之学说，以人为脊椎之动物，上祖猨狙。吾人失其自尊自重之心”。
　　
　　一言以蔽之：此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是通过宣传船山学术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又反对西化以新天下，这代表着在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与努力。
　　
　　二
　　
　　20世纪30年代初，船山学社重新改组，《船山学报》也恢复出版，由赵启霖、周逸主持。与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相较，此时的船山学社有两点不同。一是船山学社的组织机构的构成人员的有了很大的不同。船山学社的改组由省主席何健亲自批示、国民党省党部派指导，事实上是官方主导。对于此事，石广权说：“此度改组经过，由省政府主管官厅协同本社旧有历史关系重要社员商定办法，乃由省政府党部派员六人，再由社员内公推代表三人，会同筹备一切组织事宜。”改组后的船山学社，湖南省主席何健担任名誉董事长，多次参加船山学社活动亲自讲演。当时的省政府的民政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建设厅厅长等担任名誉董事。船山学社积极配合官方开展尊孔读经、课艺等活动，官方色彩浓厚。二是《船山学报》的栏目及其内容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恢复出版的《船山学报》的栏目虽然尽量沿其旧，但也有了一些改变。据《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载，其栏目有：图画、师说、讲演、讲演、通论、专论、专著、文苑、札记、丛录、本社纪事。去掉了旧有“广师”、“说苑”、“附编”，增加了“专著”、“札记”、“丛录”、“本社纪事”以及不时出现的“特刊”、“课艺”，其数量比原有栏目有所增加。然而，改变更大的不是栏目数量的增减和栏目名称的改变，而是其内容上的不同。这可以从每个栏目所刊登的文章进行考察。第一个栏目“图画”，大部分是与船山有关的画像和照片。第二个栏目“特刊”，这一栏目第二卷第一至第八期有，第十一至第十三期有，或为船山传记材料或为船山遗书目录等，均为研究船山的资料。第三个栏目“师说”，均刊船山著作。第四个栏目“讲演”，共收讲演71次，其中有关船山的只有17次，占总讲演次数的24%，而有关尊孔读经的54次，占总讲演次数76%。由此可见，此栏目是以提倡尊孔读经为主。第五个栏目“通论”，其中第12、13期没有此栏目，共收文章16篇，有关读经的5篇，无一篇有关船山。第六个栏目“专论”，其中第5、6、9、10、11期无此栏目，共收文章11篇，有关读经有4篇，整个内容比较杂。第七个栏目“专著”，主要是一些专著的续登，其中《船山师友记》、《船山先生年谱》分11次刊出，刊登的著作有《湘绮楼诗经评点》、《中国名山汇考》、《律音汇考》、《雁影斋题跋》、《文字学辨正》、《孔子年谱》、《大学古本易解》、《孔子教育学》等，有关船山的著述在刊发专著中仍只居少数。第八个栏目“文苑”，下设二个子栏目“文录”、“诗录”，诗文作者多为当时人，文以言文为主，诗全是旧体，无白话诗。值得注意的是所收诗歌有许多是歌咏“烈妇”、“孝妇”、“节妇”的。第九个栏目“札记”，主要刊登《恒心堂读书答问》。第十个栏目“丛录”，下设两个子栏目：“通讯”、“公牍”。第十一个栏目“本社纪事”，第4、5、7、8、9、11、13、15期无，报告船山学社的一些日常事务。有一个栏目未列入《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但在第六期开始成了固定栏目，那就是“课艺”栏目，每期刊发文章甚多。据《湖南船山学社季课简章》云，季课文分“治事”、“经义”、“词章”三类，评定等级以给奖，最优者选登《船山学报》。此栏目是船山学社、《船山学报》配合官方尊孔读经活动的重要证据。由上对栏目分析来看，此时期《船山学报》虽然还以宣扬船山思想为号召，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术性，刊登了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但其重心由尊船山转向尊孔读经。
　　
　　此时期的《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是什么呢？《船山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登的《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称：“本学报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仍名曰《船山学报》。”似乎表明，复刊后的《船山学报》仍然尊崇原来的办刊宗旨。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改组后的船山学社制定了《湖南船山学社章程》，其第一章第二条明确提出了船山学社的宗旨：研究船山先生学说、发扬民族精神、昌明国学、扶翊风教为宗旨。这一宗旨既在船山学社的活动中被贯彻，也在《船山学报》中有所体现，从而对我们揭示《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有所帮助。
　　
　　何谓研究船山先生学说呢？无论从船山学社或从《船山学报》来说，因其冠有“船山”二字都不可能不明确提出要研究船山学说。但是，从前面对《船山学报》栏目内容的考察情况来看，此时期《船山学报》所发表的有关船山学说研究的文章数量是不多的，因而在《船山学报》所发文章数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大。那么船山学社骨干成员如何看待船山学说或船山精神的呢？“船山学说”一语见于谢鸿熙讲演《论船山学说与中国关系》，其辞云：“吾愿今之海内服膺船山学说，以之为救国之要义。如倭人之奉阳明学说然。师其博学于文。师其行己有耻。师其开物成务之识。师其变通损益之宜。师其经术以兴儒学。师其政理以救人民。师其忠贞笃敬以立身。师其艰苦卓绝以治事。师其明义利人禽之界，则作乱之残贼可除。师其胞与之胸怀，则可以谋人群之乐利。”谢氏所云“船山学说”，多是从精神层面来说的，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一般儒者所称道的品格，所谓“政理救人民”、“忠贞笃敬以立身”、“艰苦卓绝以治事”、“明义利人禽之界”、“胞与之胸怀”等，无不是从道德品质来阐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船山学说”与“船山精神”内涵是相同的。船山学社名誉董事长何健称船山精神重要的有二点：一是日新之说足包泰西文化。二是无无之说足启科学精神。实际上，此时期船山学社骨干成员亦即《船山学报》的主编人员，更是将船山学说或船山思想当成孔孟之道的继承者来提倡的。船山学社长赵启霖说：“船山先生传孔子之道者也”。船山学社名誉董事长何健说：“衡阳绝学允与濂溪周子同承洙泗之心传，砥世教而树人伦，实为当务之急。”既然船山是传孔子之道者，倡船山学说就是宣扬孔孟之道，故何健说：“今天祭先贤王船山先生，是同扶圣教的盛事。”船山学社副社长陶思曾在《船山先生诞日讲演一》中也说：“崇祀先贤，同扶世教。”因此，所谓研究船山学说原来是为尊孔张目。何谓民族精神呢？罗正纬云：“盖五千年文化，惟孔子足以代表也”、“读经尊孔，实发扬民族精神之要义。余于吾湘学校读经，毅然独识其重，殆亦探得本源之道欤？”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孔孟之道。何谓昌明国学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学”何所指。杨卓新说：“吾国学术，贯澈天人，推崇德性，语其功效，则在独善兼善，己立立人。”其分科为掌故、词章、义理、经济，莫不渊源六经。其中“义理”为国学之精华。《船山学报》“课艺”栏目下分为“经义”、“治事”、“词章”。由此，可知所谓昌明国学就是提倡以孔孟学说为主的传统学术思想。何谓扶翊风教呢？“风教”应该也就是上所引的何健所说的“圣教”，陶思曾所说的“世教”。“扶翊风教”就是赵启霖所说：“欲正人心风俗，以倡明孔教为要。”
　　
　　根据对改组后船山学社宗旨的分析，我们知道，其宗旨虽然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内容那就是提倡孔子之道，提倡“尊孔读经”。反映在《船山学报》中那就是提倡尊孔读经的文章占了杂志的大量篇幅，占据了中心位置。由此可知，《船山学报》复刊后虽然声称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但实际上是以尊船山为号召重点在提倡尊孔读经。
　　
　　（作者系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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