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徐仪明)

　　王夫之的学问之广博，思想之精深，体系之庞大，的确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许多著名学者已经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侯外庐先生70多年前就指出：王夫之“在湖南山洞里著作有那样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千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比美。”近年来，杨国荣教授也指出：“作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与文字无疑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巨变。然而，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沉思则越出了特定的历史时空，展示了并不逊色于其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如笛卡尔等）的深度与广度。”当然，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也早有定论。相当多的学者指出王夫之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其自然科学的知识水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冯天瑜教授在《明清文化史札记》中指出：“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17世纪的笛卡尔和王夫之同为‘运动守恒’论的先驱，而王夫之还是‘物质不灭’论的先驱。在‘运动守恒’论的阐述上，王夫之也比笛卡尔更为完备和深刻。直到18世纪，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从理论阐述和实验证明两方面，将‘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定律加以科学的说明。……然而，应当指出，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是在周游西欧，目睹近代化大生产，吸收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原理的；而在此80年以前，身处偏僻的湖南山村的王夫之，已经提出如此富于近代科学色彩的创造性猜想，这确乎是文化史上叹为观止的奇迹，是中华民族可以引为骄傲的成就。”但是，在大约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某些专门史和科普著作中，关于王夫之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从而影响到对他的整个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总体评价。因此，这绝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问题，非常有必要在这里进行认真地讨论，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说法，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理解和认识船山的学术思想体系，特别是对他的自然观有一个接近于真实并且较为正确的评价。
　　
　　一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对王夫之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的一些批评和贬低。比如，一个颇具代表性看法是王夫之不懂科学，特别是不懂天文学。或者说王夫之对西方传入的自然哲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始终存有着嫌弃的感情色彩，这种浓重的嫌弃或者说厌恶的感情妨碍了他走进西方近代科学，所以他虽然不可能不接触到西学，但似乎漠然视之，一直处于近代科学的大门之外，只能将他看做是一个外行人。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王夫之对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非无动于衷。对于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他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夫之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陈卫平教授指出：“王夫之肯定西学之‘质测’，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技里的近代因素――实证精神，表现出大思想家的锐利目光。”这个说法是非常有见地的。王夫之正是以西方近代科学“质测”的实证方法批评中国古代科学中那些主观附会的“戏论”。他指出，依据“远镜质测之法”，“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对比之下，中国的“历家之言”中，或者“后世琐琐遁星命之流，辄为增加以饰其邪说，非治历之大经”；或者“以心取理，执理论天”。船山认为“凡为彼说，皆成戏论，非穷物者之所当信”。王夫之多次引用实证的“质测”之学来批评那些没有根据的“戏论”。比如他虽然十分推崇张载，但认为张载关于“海水潮汐”等学说，“不及专家之学，以浑天浑天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再比如，他在谈到日食问题时指出，春秋时的士文伯以日食附会政治是没有根据的，“此古人学之未及，私为理以限天，而不能即天以穷理之说也。使当历法大明之日，朔望转合之不差，迟疾朒脁之不乱，则五尺童子亦知文伯之妄”。在这里王夫之提出了西学“质测”之学“即天以穷理”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戏论”即“私为理以限天”两者在方法上的对立。他认为“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船山说：“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同时称赞方以智父子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就是说“质测”之学与“格物”一样都具有“即物以穷理”的“实功”。而邵雍等人的先天象数学则是“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与“格物”及“质测”的实证精神南辕北辙。而且，在船山看来，不仅是邵雍，包括程朱陆王等人的“格物”都缺夫实证精神，存在着“废实学，崇空虚”的毛病，并非是真正的“格物”。不过，如同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样，王夫之也不能例外。尽管他研究过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而且也不能说他不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但较之徐光启或方以智等人，他的西学知识无疑是有所欠缺的，这也是无庸讳言的事实。然而由此以偏概全，认为他只是在政治思想上有些作为，余者无甚高明之处，则是毫无道理的。就当前学术界一些学者一而再再而三谈及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并由此而断言他不懂得自然科学，甚至称他为十足的门外汉。这就言过其实了，不符合实际情况，显得非常过分。我们在前面早就此做过一些探讨，指出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像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就认为：“西人以地球为圆形，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船山之说其意思与宋应星有同有异，由于近年来常被某些人抓过当作靶子，可以说人所共知，这里不再赘引。还有杨光先（1597-1669）也说：“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斯论也，如无心孔之人只知一时高兴，随意诌谎，不顾失枝脱节，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对于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西方天文学所属的知识结构，双方在判别标准、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格格不入。故双方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只能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状态中各执己见而已。这个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我们以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和上述诸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王锡阐、梅文鼎、黄宗羲等）所持的“西学东源”说有关。如王夫之说：“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虽然船山和宋应星、杨光先对地圆说都有所怀疑，但二者不同的是，王夫之更多的是因为具有一种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认为利玛窦是来到中国后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是对我国古来有之的浑天说的附会。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尽管我国古代至少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前就有种种关于地圆的说法，特别是元世祖至正四年（1257）扎马鲁丁造西域仪器七件上呈，其中有地球仪一件，“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七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一反映地圆说的仪器的传入，比一般的地圆思想更加形象与具体，其意义和影响显然是不可低估的。此后元代数学家李治（1192-1279）、明代大学者宋濂（1310-1381）等等学者均有明确的地圆说。但硬要说地圆说在中国古已有之，甚至是源于中国，多为牵强之论，但也表明地圆说还是广被重视的。王夫之就是其中一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我们感觉到他对地圆说其实真正所持的是并非一定是否定的态度，因为在他的《思问录外篇》中已经明确有“地球”二字。他的一些引起人们猜疑甚至加以猛烈抨击的相关论述，归根结底都源于王夫之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情绪。正是这种民族情绪使之在论述中出现了某些偏差与失误。著名天文史学家陈美东教授的一个观点，应该能够引起读者诸君的重视，我愿在这里引述一下，并由此引出一个新的论点。那就是宋应星、王夫之和杨光先遇到的问题，都是在西方认识地球说和地球自转说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这些难题也只有在牛顿万有引力说成立以后才最终得到解决。所以，一般来讲，对地圆说之类问题的怀疑本是无可厚非的。在卢嘉锡、路甬祥二位院士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纲》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相当经典的文字：“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对于东西方古代天文学家来说，都没有近代科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武装，要探求天体运动的原理都不会成功的。古希腊学者用几何系统推演法，设想出天体绕转的具体形状，以预告它们的位置，而设想的那些水晶球天层或后来的本轮均轮，为什么会转，乃归之于宗动天的带动，至于宗动天的动力从何而来，也是无法交代的，只能归之于上帝。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取得大量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设计出一套代数学的计算方法，目的也是预告天体的位置，其运动原因乃归于气的作用，‘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晋书•天文志》）拿无知物质性的气同宗动天来比较，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看法还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成分。他们均按各自的方法解释天体的运动，结果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近似，甚至是一些思辨的形式，这是古代科学性质决定了的。怎么能说用几何模型形象地描述了天体的运动轨迹就是知其所以然，而以数学计算法求得相似的结果就不是知其所以然呢?……此外，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许多天象都有深刻的思考并力图给以解释。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天地如何起源，月亮为何圆缺，昼夜怎样形成等大量问题；盖天说和浑天说都努力设法解释昼夜、四季、天体周日和周年视运动的成因，对日月不均匀运动也曾以感召相背的理由给予解释；后代学者对气的讨论，右旋，左旋的争论，地游和地转得设想，天地起源和衰亡的思辨等等，都反映了探求原理的思想。尽管他们是不成功的或缺乏科学根据的，但不能因为不成功而否定他们的努力。探索原理的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在指导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工作。如同西方科学家一样，只有当近代天体力学理论出现之后，对于天体运动原理才最终找到了‘所以然’――万有引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最初古希腊人还是后来的耶稣会士他们提出的地圆说原本只是一种猜想，并非出于实测，但有个别学者硬要把提出地圆说的古希腊人说成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族群，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纯粹是无稽之谈。这种典型的言必称希腊的盲目崇外的思想，是非常荒谬的。奇怪的是其至今仍有市场，并被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挂在嘴上，到处宣扬，仿佛这就是事实，形成古人所谓“三人成虎”的状况。这种错误的观点特别能够贻误涉世不深、学识尚浅的年轻人，实在令我们感到痛心。美国科学史家兰西•佩尔斯（Nancy Pearcey）和查理士•撒士顿(Charles Thaxtan)合著的《科学的灵魂》一书讲述了哥白尼发现日心说的过程，可以使我们能够对西方发现地圆说的过程也会有一个新的看法。该书指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常被引用为科学革命的轴心人物，他的日心理论向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论发出挑战。但究竟哥白尼的灵感从哪里来，历史告诉我们是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而非实验的依据。哥白尼在意大利作研究时开始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Kearney以近似于宗教观念转换的经验来形容哥氏的改变。新柏拉图主义常常与一些太阳神话相连，当亚里士多德倡导地球是宇宙中心时，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却以太阳为宇宙的中心，因为这是与神圣标志相符。这种太阳神的思想似乎给哥白尼科学的灵感，他的话确实表明他受太阳神观念的影响。‘在一切当中太阳坐在宝座上，我们能找到更好的地方安置这普照万物的光体吗他配得称为是明灯、理念、宇宙的主宰……因此太阳坐在宝座上，他的行星儿女以圆形轨道围绕着他。’在同一段文献中哥白尼还引用隐士的文献，以太阳为‘可见的神’。历史学家不晓得新柏拉图主义是否给哥白尼带来日心论，抑或只给他手头上的论据来攻击传统的地心论，但他们无疑地指出新柏拉图主义塑造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应。在十六世纪中只有新柏拉图主义无保留地接受哥白尼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引用显而易见的经验数据来反对哥白尼：地球是黑暗、静止和沉重的不动物―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另一方面天上的光体一定是由一种燃烧轻盈的物质所构成，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中，要说地球也像其他行星一样的天体，绕着太阳旋转，似乎是显然荒谬的立场。”这本书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向我们讲述了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的真实过程，那就是他并非是通过实证，而是由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信仰使他认为太阳为宇宙的中心（当然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错误的）。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依然坚守“地球是黑暗、静止和沉重的不动物”这样一个落后的观点，这就更加说明至少到了哥白尼时代，持守地圆说者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十分混乱而且错误的思想观念。这一时期，尽管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已经发表，但日心说仍只是一种假说，地心说仍为学者们普遍接受。事实上，许多当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更多的是复活了某种古希腊的学术传统，而没有开创新的学术传统。直至利玛窦来华传教时期，其带给中国人的科学知识依然是所谓中世纪科学（如托勒密天文学）。其实，古与今、今与古是可以相喻相通的，就像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提出一些观点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天体假说，但究竟哪一个观点正确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可能要过了若干年甚至成百上千年后，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里面当然同样是会存在有的假说是正确的，有的假说是错误的这些种种的可能性，但今人并没有办法去正确识别它。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问题。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古希腊人持地圆说，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在今天看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都不过是假说而已。并不能说古希腊人就比中国人富有聪明智慧才华，甚至因此而褒之为理性主义者。按世界上通行的一个谚语所说的，也就是一些人走进了这个房间，另一些人走进了别的房间而已，它只是一种偶然性的选择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非常容易理解。实际上至今仍然揪住王夫之等人这点枝节问题的人，都是一些不懂得自然国学的门外汉，又非常自以为是，充满了傲慢、偏见与轻浮。我们觉得在这里应该让他们知道，自然国学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自然哲学研究的范围。然而由于长久以来缺乏系统地发掘整理，以至于社会上许多人不知道国学中有自然国学一事；甚至不少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断，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创新精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根据大量研究掌握的资料，至少是夏商周至汉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即居于世界前列（数千年）；在公元3至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则是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千余年；就是在15世纪以后也并非没有令人惊叹的科学成果和科学理论出现。中国古人极富创新精神，所累积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古籍和其他古籍中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篇章，共约6000万字。因此，自然国学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新研究方向。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且有助于推动当前的科技创新，有助于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之路。我们趁此机会普及一些自然国学知识，就是希望这些尚不懂自然国学甚至藐视自然国学者要不断增强民族感与历史感，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懂得本民族的科学与哲学，而并非仅仅以拾西方人的牙慧为荣。至于有人举出为什么徐光启等人就认为地球是圆的，这里面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在我们看来这和他皈依了天主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由于地圆说在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前就已经存在，方以智（1611-1671）、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李光地（1642-1718）等人认为地圆说古已有之，尽管不那么正确，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总而言之，不能仅仅以知道或不知道地圆说，来作为判断明清之际学者是否懂得自然科学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认识显然是偏颇的，因此是似是而非的。
　　
　　二
　　
　　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唯有“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上真正的文明发源地，像法国著名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的：“中国的科学……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中国的一切科学技术在他们这种人眼里完全等于零，时至今日这种人的阴魂不散，颇有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拿着他们的接力棒，依然在竭力否定中国古代科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有人把中国古代科学称之为“中世纪科学”，把西方科学称为“近代科学”，以示两者泾渭分明；也有人把中国古代哲学类比于“原始思维”，特别是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疏于逻辑推理、缺乏严密论证、概念混淆、基于猜测与类比，大多没什么科学价值等等。这些人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列维－布留尔的水平上，但却又不是高鼻子蓝眼睛，难免使人再一次想起“数典忘祖”这个成语。其实也有外国人慧眼识珠，知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宝贵价值，那就是著名科学家与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他说：“近代科学对人类文明所起的巨大作用使整个地球外观一体化，使人类现在所面临的通向更高形式的秩序和团结的一体化进程中，没有再比欧美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大了，我感觉到，对这两个文明研究得越深入，我们越能看到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认为这才是客观公允的评价，世界上两大文明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其中自然包括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西方古代科学技术之间的互补共生，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能因为欧美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有了进步就抹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历史性贡献。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优长，不能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不能妄自菲薄，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贬低得一文不值。所以，我们尽可能地挖掘出王夫之在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所做出来的成绩，也是为了回击近年来一些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肆意诋毁王夫之的错误言行。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通读过《船山全书》，仅靠断章取义，就把船山说成对自然科学知识一窍不通、缺乏造诣的人，所以这些说法没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丝毫不从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出发，却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偏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人的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比如台湾学者张永堂教授号称方以智研究第一人，在其所著《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明末理学与科学关系试论》一书中专门用一整篇来探讨方以智与王夫之的关系问题，其中用大量篇幅叙述方以智的科学成就和王夫之对方以智的推崇，应该说这部分内容还是较为实事求是的。但是，在写到王夫之推崇方以智科学成就的实质这一小节时，却说：“方以智科学知识来源，可大别为中国传统科学与耶稣会士介绍入华的西方科学知识两类。很显然的，王夫之推崇方以智科学在此亦有其另一局限，即推崇中国传统科学知识，而西学不与焉。其根本原因在王夫之基本上是反对西学的。”主要是王夫之不像方以智称呼利玛窦等人为“西儒”或“西士”，而称之为“西夷”。其实称作“西夷”虽然没有“西士”和“西儒”那样好听，但也并非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不可以的。当年禅宗五祖弘忍还称呼六祖惠能为“獦獠”呢！还不是照样传法于他，使之成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称呼有一个习惯问题，船山所谓的“西夷”并没有特别的贬义。其实在明清两代不少人都把西方人称作“西夷”，比如魏源、林则徐等人就有“以夷制夷”的主张，似乎从未见有人反对的。但是，对于可能有天主教信仰的人就觉得是一种天大的侮辱，所以张氏就此下结论说：“总之，我们从王夫之对西方科学与宗教两皆反对以及他对西洋传教士之称呼‘西夷’，一方面可看出他对西学缺乏受容性，一方面也可证明他强烈的民族主义之所谓‘夷狄’，不仅止限于中国北方边疆之匈奴¸突厥¸蒙古¸满清，而且还包括当时入华之西洋耶稣会士，这种立场与方以智显然完全不同，因此，王夫之推崇方以智科学，当然也不包括西洋科学的成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说张永堂教授认为王夫之有民族主义思想固然并不算错。但在张氏的这段论述中，问题的症结主要是王夫之不该称呼利玛窦等人为“西夷”。这才是他否定王夫之自然科学思想体系中不包括西洋科学的成分唯一原因。至于别的问题都是次要的。我们想说的是张永堂教授的西化思想特别是他的天主教情结，使之形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影响了他对王夫之科学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我一直这样认为，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和观点，要想做到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学术了。但是，当评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慎重的科学态度，最好不要感情用事，切切不能仅仅抓住他的只言片语就遽然给出结论，因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不出错的。当然，如果这些学者能够做一个换位思考，真正持有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认真¸深入和系统地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就会对其中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感到由衷地敬佩，从而幡然醒悟，深刻体会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并由此而改变以前的错误观点和错误认识。
　　
　　尽管王夫之一生写出了大约逾千万字的著作，可谓古今罕见，但由于他的一生见识广博，阅历丰富，绝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读死书的书生，而是对自己的所学所问坚持践履和实行，即能够“经世而致用”。且不说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其具有“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顽强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他探索自然，认识自然，从而书写出真实、深刻和富有深远意义的著作，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观点，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生命活力，给我们带来种种教益和启示。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感到王夫之的著作就像一座有待于进一步开采和发掘的巍峨的高山，深藏着十分丰富的宝藏，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这里所做的工作只是挖出了很少一些宝藏，以后还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甚至我们的后人去做，所以我们不能浅尝而止¸就此罢手，还要长期不断用功¸不断努力，继续探寻王夫之自然哲学中的宝贵遗产。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这种深刻的反思在明清之际特别是在清初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当时在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很多知识分子只能够“潜心古籍，埋头于注疏、考据，可以免却灭门之祸。同时把学术界引入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和厚古薄今的歧途。这样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就只有那些离经叛道者偶尔为之了”。王夫之研究科学技术尤其是对天文学和医学方面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鞭辟入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具有系统化和前瞻性的优长，有些内容（诸如对中医药学的许多深刻认识和见解）至今仍未过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离经叛道者”，但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则绝非“偶尔为之”。不过，王夫之尽管精通天文历数，但却没有关于他像同时代的王锡阐那样几乎每个晴朗的夜晚都坐在屋顶上观察天象的记载；王夫之尽管精通医理医道，但也没有关于他像同时代的吕留良或者傅山那样曾经有过悬壶济世的记载，但这并不影响他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以及药理药性等等方面加以深刻与全面地反思与阐发。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其（指王夫之）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这种所谓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实际就是实证精神，在船山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凡是有所论必举出证据，且必广征博引，而不以孤证自足，其认为服人应该先由自己信服。这的确是深得实证精神的精髓。梁启超还认为王夫之不仅学问渊博，并且“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宇宙？’‘知识的来源在哪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正因为王夫之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精神，又有哲学思辨上的独创见解，所以他能够对先秦以来各家各派重要的自然观念做出批判性的总结，进而实现其返本开新亦即综合创新的学术目的，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的学术成果。
　　
　　总而言之，王夫之的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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