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题和论据的专业性角度来说，红网的评论——“红辣椒”，算不上当代中国媒体评论中的高端品牌；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发表时评作品的普通的网络空间。十几年间，它不仅汇聚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的作品，也吸引了各地评论作者、评论编辑和高校教员，围绕着红网，形成了一股持续地探讨评论写作的业务空气。这是中国评论界少有的现象，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和辐射力。用一句大白话说——红网有人气儿。
　　
　　正是时评写作在红网凝聚的人气儿，使我看到了中国社会观点表达、理性表达的旺盛需求。这种表达需求和这种表达能力并不局限于媒体职业写作群体，也不局限于高端专业知识群体。在这本书中，一些业余评论作者讲述的写作经历，使我更真切地看到了这一点。
　　
　　作为网络原创评论的平台，红网的独特意义，并不在于作品本身具有网络表达的风格，也不仅在于这些作品在网络上传播，而更在于写作群体的网络交往和写作经验的网络交流。实际上，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都典型地体现在红网评论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之中，直到这些作品进入评选大赛。这就在已经凝固的作品之外，形成了活跃的写作者社群，形成了关于时评写作的思想交流。
　　
　　这是红网为当代中国评论界贡献的价值。
　　
　　这种关于评论写作的交流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一直认为，公众议题之下的观点表达与传播，有着特定规律，或者说，可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像古罗马的西塞罗把修辞看作是一种“公民的技艺”一样。但这样的规律或效果不是某种金科玉律，也不是教科书一般的写作规范，而是写作者对于作品表达效率、传播效果和论证力的自觉体察和不断追求。这种体察，只能在写作者群体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共识或接近共识。而不大可能仅凭学者的闭门研究而单独达到。
　　
　　我之所以关注红网评论，一是因为“红辣椒”长期凝聚着写作交流气氛，二是因为这样的交流是开放的——都是在网络论坛上进行的。正是后者，为观察和参与提供了机会，即使在我不做评委的时候。
　　
　　红网10年的评论评选，我只做过两次评委。但这样的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评论教学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业务交流机会：针对一篇具体的作品，与同是评委的评论员、评论编辑、高校同行一起，在打分的同时，分别阐述不同意见和评价标准；有时候也会面对作者和网友直接的质疑，确实有挑战性。（“这边评委在网上给别人的作品打分，那边网友已经在给评委打分啦。”——我的一篇博文《上红网，选时评》））做这样的评委，就不可能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在幕布后面默不作声地投出一票，而是必须像一位评论作者一样——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证；用这个写作群体可以接受的共识和语言说服他人。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更值得珍贵的收获，是被他人说服。因为，说服他人，自己并没有收获任何东西；而被别人说服，自己则收获了一种认识。
　　
　　评论是一种说服性的文本。我们写评论的人应当比社会中的其他人更为崇尚以理服人的规则。在红网的公开网络评选中，我与评委、作者和热爱评论写作、关注评论写作的人们一起，体验着以理服人的原则、方法和乐趣。一群相信和遵从以理服人的人们，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共同构成了一个只存在于网络论坛中的“说理的社会”——这难道不是一个理想社会吗？
　　
　　这样一种体验，是红网贡献的。
　　
　　红网评论群体的业务交流，还共同触及了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生存发展的一些有价值的前沿问题。比如：“传统媒体评论和网络时评有何关系？”“何种新闻更能激起评论写作的热情？”“时评是否能改善社会风气？”“什么是坚持评论写作的契机与动力？”……
　　
　　红网评论群体的业务交流，也提出了一些对时评未来发展的判断。比如：“时评活下去的关键是附加值”；“未来评论是精英取向的读物”；“专业知识背景的作者是时评的未来”；“时评要术业有专攻”……
　　
　　这些问题和判断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当代一个热衷于表达观点的人群，对于时评的功能、影响力和发展方向的关切与思考、焦虑与信心。这些问题、判断与“时评界的中游丑陋及根源”、“我对‘时评时效性’的理解和您不一样”、“时评不能走在新闻的前头”等反思争鸣一起，整体上反映了红网评论群体的思想活力。
　　
　　随着互联网所代表的新的传播技术及其新媒体应用的到来，传播关系发生着深刻变革。近年来，红网评论的主办者密切关注传播关系变革对时评写作的影响，在每一次与作品评选颁奖相伴的研讨会上，都提出了评论发展面临的新议题。比如，2013年是“微时代如何做更专业的评论”；2014年是“大数据时代如何判断新闻事实与价值”。这些新的议题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对业界和学界的思考都具有启发和引导的价值。
　　
　　中国公共议题的观点表达与观点需求，具有多个层次的丰富性。有专家学者的专业判断，也有草根网友的众声喧哗。红网评论介于这两个层次之间。它更接近网络，更接近草根社会的作者构成。这使得红网评论更多地反映了平民视角、平民的敏感，也有更多的批判性。比如，在历年获奖作品中《我们敢不敢让顾雏军把故事讲完整》、《一个张家界子民的呐喊续：我哭天门洞》、《媒体没有质疑之声就是宽松环境？》、《民意不一定正确，但可力促民主均衡》、《对记者“诽谤罪”立案是三重犯罪》、《“血船”里的悲情故事有你一半也有我一半》、《人道主义是绝对正确，还是后患无穷》、《一元钱劳教案：没有最冤只有更冤》、《让低俗反腐来得更猛烈些吧！》……仅从标题就可见棱棱风骨、情感充盈。而由于红网评论作者中许多都是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通作者，他们作品中触及的社会议题也比较丰富。
　　
　　在2013年红网的时评研讨会上，我把评论的“专业性”分解为“认识的专业性”与“表达的专业性”。前者并不限于当代公共表达中那些有着专业知识背景的学术群体，而更多的是指在写作中认识、思考的专业性态度。它主要体现为对于具体的、复杂的事物深入分析，以及论证自己观点的判断经验、论据积累，尤其是贴合于具体事物的论据材料，较为精确的认识性信息。而“表达的专业性”，则指的是积极利用修辞手段优化评论的传播和说服效果，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逐渐开放的公众议题，平等的说服，以及新媒体时代多元化的传播，使得当代中国的公共表达，似乎进入了一个有点儿像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那样的“修辞化”的时代。红网评论也许与此暗合。2013年红网评论评选中获得评委高度评价的一篇获奖作品《路，其实也可以修成弯曲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我对当代评论中的修辞现象给予集中的观察（参见《给你的观点寻找一个形象》），我也把这篇文章引入到评论教学讲义。我把这篇作品看作当代评论的一个趋势的代表；我也把它看作是红网评论写作群体的一种追求。
　　
　　我读了这本书稿的篇目和一些作品感到，作为一个写作群体的表达，那些在时评作品之外关于时评的思考，直接显现出了时评写作者批判性、反思性和前瞻性的自觉意识，超出了一家网站评论栏目的价值，形成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观察框架。
　　
　　在“时评能够改变什么”这个提问面前，红网的一位时评作者回答道：“一个时评人的写作或许谈不上能改变什么，但是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一个时评群体的出现，这是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的声音的，无论是左是右，无论是客观或主观，作为一种表达的存在，这本身便是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而另一位作者面对同样的问题，虽然做出了“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样看似消极的结论，但他同样承认：“时评唯一能改变的，是时评人自己，改变观察社会的角度，改变体悟人生的方式，改变努力活着的意义，比常人更敏感更有洞察力，更称得上一个合格的自由公民。自由公民越多，我们的未来越有希望”。
　　
　　——前者说得真好。后者说的又何尝消极呢？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和表达，改变自己，进而通过改变自己而使社会增加理性思考、有效交流的含量，这就是时评写作对社会的贡献，这就是更多的人写时评的社会贡献。何况这样一个群体在开放的网络交流中还能够不断获得和保持包括反思能力在内的思想活力。
　　
　　文/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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