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是王夫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诗经稗疏》、《诗广传》、《诗绎》、《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等论著,对《诗经》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船山诗经学不仅著述繁富,而且所涉极其广泛,所见极为深入,持论甚高而卓见至多。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可以说,在《诗经》研究中,他也以精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气魄,开拓出一个新生面,使《诗经》研究穿透传统经学的云罅,而映出近代理性思辨的光辉。
一
《诗经稗疏》是王夫之的一部重要的《诗经》训话专著。
在古代学术史上,《诗经》的训诂一直呈现着复杂的局面。清代皮锡瑞曾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其中大部分与训诂有关。从历史上看,汉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各家均有传话。《毛诗》后起,而大行于世;郑玄作笺,《毛诗》盛而“三家诗”渐废。《毛诗》之中,王肃与郑玄又有所不同,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虽兼主《毛传》《郑笺》,又多取王肃之说。宋人竞立新解,重在诗义,但也离不开诂训,所以朱熹《诗集传》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各不同焉。元、明诗家多因袭前代,深入独到的《诗经》训诂之作,极为罕见。因此,《诗经稗疏》所表现出的不苟且、不盲从的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态度,便显得格外可贵。
《诗经稗疏》的训话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内求通于诗意,外推详于物理,揆之以情,验之以事,精思博证,必求其是。以下略举数例以明之。
一、关于《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划分,各家解说不同。《毛诗序》认为:《周南》是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召南》是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这是以王、侯之风为划分标准者。郑玄《诗谱》说:周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教……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这是以圣、贤之化为划分标准者。朱熹《诗集传》承用上述说法,以《周南》为文王后妃之化,《召南》为诸侯夫人之德。总之,“二南”的涵义晦涩含混而令人难解。王夫之通过对诗歌本身的考察和历史的分析,否定了传统旧说,提出《周南》、《召南》应以地理分而不应以王、侯、圣、贤分的见解。他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他还引证史籍、验明地理,具体地指出:“北界河洛、南踰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史记》谓洛阳为周南,从可知己。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旧、襄邓、承夭、德安、光黄、汝颖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那夔、顺庆、保宁是已。“船山此说后来逐渐为多数学者接受,如先师黄焯《诗说》即与船山甚合。
二、关于“蔽芾甘棠”的释义。《召南·甘棠》是人们赞美召公、爱人及树的诗。旧说召公决狱政事于甘棠树下,因为当时正是蚕桑季节,召公不想打扰百姓,便不入城邑,而舍于甘棠之下,处理政事。人们怀念召公,遂有《甘棠》之作。此说代代相传,无人深究。而王夫之却能以情理推论此事,他说:“侯伯巡行,必有馆舍,官司其事。即令入邑,何至妨民蚕桑?如其踞坐山麓、麏栖鸟集,不近人情,过于饰俭……。藉云作草舍于树下,寻丈之木,下不逾数尺,蜗庐寄其下。召公非侏儒也,必俯伛而入、垂头而坐,亦甚可笑矣!”他解释说:“此盖召公所税驾之馆、阶除之侧偶有此木,政闲游衍,聊尔眄赏。后人因为禁约,以寓去思耳!”这里,王夫之体情细微,持论通达。他的这种解释也己为人们所接受。
三、《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中的“蒌”字,《毛传》解释说:“蒌,草中之翘翘然。”据此,则蒌似为草特出之貌,于文义未为明融。陆玑、陆佃皆以蒌为蒌蒿,朱熹《诗集传卒亦本此说。但是,蒌蒿长仅数寸,怎么能刈为柴薪呢?可见此说不合于实际,王夫之则考察说:“蒌蒿,水草,生于洲渚。既不翘然于错薪之中,但可采摘为菜,不堪刈之为薪,与楚为黄荆、茎千可薪者异,则二陆之说非矣。”接着,他引述《管子》中的话:“苇下于雚,雚下于蒌”,并进而断言:“蒌为雚苇之属,翘然高出而可薪者。”训篓为“苇雚之属”,则诗意晓然,证以典藉,亦为有据。
这样的例子在《诗经稗硫》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故清代纪昀修四库全书,曾将此书采入,且评价说,船山的考证“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
除了《诗经稗疏》之外,王夫之又有《诗经考异》一书,审定《诗经》中的字形字义共252条,虽未赅备,亦足资考定。又有《(诗经》叶韵辨》一文,认为“耳无一成之听,口有不齐之音,执古不可以宜今,从今愈不能以限古”,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纠葛。
这些都说明,王夫之的《诗经》研究是建立在广泛深厚的语言学基础之上的。
二
同一切诗歌一样,《诗经》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必然反映着那个时代;同时诗又是言情的,因而它又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从精神情感的角度对《诗经》的内容进行历史的考察与评价,是王船山《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开始剥除罩在《诗经》上的经学的外衣,而试图恢复其古代诗歌的本来面目。由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诗经》被奉为经典,孔子删诗的传说增添了它的神圣感和神秘感,“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代表了众多经学家的共同心理,因而船山此举便有着突出的意义。船山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无论就其产生的时代还是诗作者,都跟后世的诗并无特异之处。他在谈到隋代王通续经编诗时说:“平、桓之天子,齐、晋之诸侯,荆、吴、徐、越之僭伪,其视六代、十六国,相去无几,事不必废也,而诗亦如之。卫宣、陈灵,下逮乎《秦洧》之士女,《葛屦》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对《诗经》保持敬畏的心理而不行实际的历史考察呢?
扫除经学樊篱,打通古今间阻,是船山学术研究的一大过人处。他说:“古今有异词而无异气……以是定《诗》三百篇以来,至于今日,一致而已。”又说:“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诗经》的社会内容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诗经》,可以看作周王朝的兴衰史。周朝的兴盛,是由于民族感情的和谐一致。在上者能用一种优裕和平的情感化成天下,团结人民,并使民力有张有弛,有作有息。这样,百姓“力以息而长,力长而不匮。”他又说:“善治民者,广生以息民。”而在衰败之世,统治者不顾民力,随意役使百姓,“非时以令之,迫促以期之,无老弱远近,箕敛以会之”,“竭民力,绝民性,憯民心”,使得“农避而废耕,女怨而废织”。他说:“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为之期也,虽欲期之而不得也。东周之失民,宜其亡矣。”他分析东周的社会状况说,由于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压迫,人民处在穷苦愁怨之中。这时上下君民的情绪是对立的。上下阻隔,天下怨怒:“天下恶死耳,下怨劳耳,而上名之曰奸:上恶危耳,上恶亡耳,而下名之曰私。”君王怨怒于朝,百姓怨怒于道,国势日以危,民心日以散。一旦遇到凶岁荒年,百姓甚至夫妇难保,室家相弃。试想情势如此,国家怎能获全呢?所以王夫之说:“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于《中谷》。”他又说:“有《君子之役》之劳,则有《扬之水》之怨;有《扬之水》之怨,则有《兔爰》之怒。下叛而无心,上刑而无纪。流散不止,夫妇道苦,父母无恒,交谤以成乎衰周”。他最后总结道:“故周以情王,以情亡。”
在分析周代的盛衰转换时,王夫之对于某些君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雅》中有《嵩高》、《烝民》、《韩侯》、《江汉》、《常武》,传统认为这儿首诗表现了周宣王任贤使能、兴衰拨乱、平定叛夷、中兴周室的业绩,是对周宜王的颂歌。王夫之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周的衰微,正是肇端于宣王之世,因为周宣王重用私亲,凭恃武力,完全破坏了周文王、武王所培养起来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他说:“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韩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帅师,以姻亚而贵,以尊高而贤,以私宠而荣,以天子战诸侯而纪其绩……而后文武之泽斩矣。”他要求读诗的人看到表面威势之下潜伏的社会危机,看到炫耀武力之下蒙着动乱的阴影,看到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说:“周不建申,楚不窥谢:周不戍申,楚不有申。举先王众建之诸侯,无能抚之以为羽翼,而托肺腑于私亲弱植……而恶得不亡邪”?所以他又说:“故善诵《诗》者,诵《吉日》、《车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诵《嵩高》、《烝民》之篇,如《民劳》、《板》、《荡》也”。《吉日》、(车攻》是《小雅》篇名,描写周宣王狩猎之事;《节南山》、《正月》也是《小雅》篇名,写幽厉之世贵族的腐朽与政治的昏暗;《民劳》、《板》、《荡》都是《大雅》篇名,传说是讽刺周厉王暴虐无道、以至民生劳苦的诗。船山认为,善诵诗者,就要透过其词句审视当时的社会情状,并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考见兴衰转换的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算把握了《诗经》的实质大意。
他还批评君王不着眼于天下的安危、而只沉醉于国门之内的宴饮。他在评论《小雅·鱼藻》时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奚必国门之内而后为鱼之藻也?浏连婉嬷于固有之舍。知其舍是而颁首赪尾之无依也,周之存亦仅矣。”他并且指出。“旦为《鱼藻》之乐,夕为《黍离》之哀”。君王的腐化、有司的横暴,必然使得民众贫困、社会动荡。久而久之,就会酿出王朝颠覆的危难局面,这时,“虽有鸷吏以其繁刑驱民而之死”,但“理势交违,而国无立也”。
他进而分析天下动乱的原因在于不均。他说:“聚者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所聚者盈溢、而所损者空矣”。他指责“贪人败类聚敛以败国”,结果一边“盈滥有余”,一边贫困不足,“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针对天下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他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的主张。
可以看出,王夫之对《诗经》内容的分析是深入而独到的。他不是就诗论诗,而是透过诗章,返视时代及社会的情状,以作出历史的评判,从而为《诗经》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
历来论《诗经》的情感,都是引孔子的话作为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汉唐儒者除了按照“思无邪”之旨阐解经义、发明精微,鲜有例外。宋儒发现《诗经》的某些篇章与“思无邪”不合,便大声疾呼,倡言再度删诗。王夫之则不同,他虽然尊崇孔子、维护诗教,但是对于诗歌又有着自己独立而完整的见解。
王夫之判断《诗经》中的情感,大致有三项标准:一看诗中表现的是公情还是私欲,二看诗情是专一还是散漫,三看诗情的表达是舒缓还是偏激。
他主张在诗中表现公共的情感和意志,而反对发泄一己的物欲或私怨。这一点从对《邺风·北门》的评价看得很清楚。《北门》是一个小官吏的愁苦自述。这个小官吏承担着繁重的政务,回到家中又遭到家人交相责备。他于是怨天尤人,叹息道:“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夫之认为,《北门》所开始的在诗中自诉个人怨苦的风气延及久远,在诗坛留下很坏的影响。所以他说:“《北门》之淫倍于《桑中》”。他又论《小雅·北山》曰:“为《北山》之诗者,其音复以衰,其节促以乱,其词诬、其情私矣”;“知己之劳,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顾事之可,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西周之亡不可挽矣”。对于诗中的此类情感,王夫之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他还主张诗中的感情应是恒一的。他把散漫的情叫作“淫情”,井解释说:“淫者非谓其志于燕蝶之私也,情极于一往,泛荡不能自戢也。”他批评《召南·草虫》一诗的情感变化太迅速、太剧烈,说这是“女子、小人之情”。他说:淫必穷,穷必变,变而不出于淫,情感变化而不专,散慢而无归,这是有道君子十分厌恶的。他对《郑风·缁衣》的评价无其令人深思。《缁衣》、《毛诗序》认为是求贤之诗,王夫之也认为是求贤的诗,但他对这首诗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缁衣》的求贤是以利益相笼络,而不是以仁义相号召。他说:“解农衣之,推食食之,以交为饵,以利相即,交歆弗己而情流,就会失于淫。所以他又说:“《缁衣》非不好贤,面终与‘好色不淫’者殊科。”
王夫之还常用“淫”形容一切偏激、强烈的感情。他主张诗情中正、平和、舒缓,“情挚而不滞,气舒而非有所忘,萧然行于忧哀之途而自得”。他赞许《小雅·采绿》一诗幽而不闷,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丧其和,词轻而意至,心有系而不毁其容,可与怨也,可与思也,无所伤,故无所淫也”。他还用比较的方法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说:“《伐木》不如《頍弁》之相慕也,《关雎》不如《车辇》之倾其赏心也。虽然,乐而淫、哀而伤,其亦征于此矣”,“故《頍弁》、《车辇》,非盛世之诗也。
王夫之认为,善于读《诗》的人,应该从诗中这些细微的情感变化中看出杜会治乱兴衰的预兆,他说:“《诗》有际。善言《诗》者,言其际也。寒暮之际,风以候之;治乱之际,诗以占之。极寒且燠,而暄风相迎;盛暑且清,而肃风相报。迎之也必以儿,报之也必以反,知几知反,可与观化矣”。什么是“际”?“际”是社会精神情感发展的枢机、变化的关键。就象自然界寒暑的变化必有风来表现,社会的治乱兴衰则可从诗中情感来反映。这种情感的变化最初十分细微,就象风动于青萍之末,这就是“几”。社会动乱已极,治之几就萌动了,就象严寒的正午吹起一阵和风;升平日久,方治之盛,乱之几就萌动了,就象在夏日酚暑中吹起洲阵凉尽,不过人们不易觉察罢了。再进一步发展,走向了反面,这就是“报”。
他说:“《柏舟》者,《二南》之报也;《六月》者,《菁莪》之报也;《民劳》者,《卷阿》之报也。风起于微而报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恶从而乱哉”?《邺风·柏舟》中的情感浇薄、与《二南》中的淳厚相反,《小雅·六月》宣扬武事,与《菁菁者莪》中培养人材担反,《大雅·民劳》中所刺周厉王种种残暴诡诈的行径,与《卷阿》中求紧用士相反。君王听谗疏贤、政弃文任武,民情由厚变薄,这是国运衰败的关键。所以他又说:“故观乎《民劳》而国无不亡之势,观乎《柏舟》而民无不散之情。”
因此,王夫之士分重视《诗经》,情感的分析。他认为,好的诗章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还可以拓展人的精神世界,使人获得广远之情,可以“通天下之忧乐”,达到“博以忧”,博以乐的境界,而不好的诗篇则可以使得上下交怨、人心离散。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君子莫慎乎治情。”
四
《诗经》不仅是我国整个古典诗歌艺术的源头,同时它又与《楚辞》并峙成为古代诗歌艺术的两座高峰。然而在几千年的岁月里,对《诗经》艺术很少有过认真的研究。对经义的阐发代替了诗歌欣赏。《诗经》这一盘璀灿夺目的古典艺术明珠被层层的传笺注疏所掩埋,而消逝了它的艺术光芒。从这个意义上,称王夫之为近代对《诗经》艺术进行认真深入研究的第一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他十分强调诗歌的艺术美,而对各种否定、摸视诗歌艺术美的言论都持批评的态度。他说:“诗自有雅郑之别,质不必雅,文不必郑;理亦为郑,情亦为雅。”他又说:“言愈昌而始有则,文愈腴而始有神,气愈温而始有力。不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罕譬善喻,唱叹淫泆,若缓若忘,而乃信其有情。”
正因为他重视诗歌艺术,所以他能把《诗经》真正当作诗去研究。试看他的几则诗话:
“采采芣苜”,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庭燎有煇”: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煇”二字写之。……益叹《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怀也”,皆意藏篇中。可以看出,他是自觉地把握住诗歌的文学特质,对《诗经》进行艺术分析的。这种分析是那么精粹、活泼,以至今夭还能触动人的心灵、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诗经》艺术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他强调《诗经》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解释“修辞立其诚”时说:“诚者何也?天地之撰也,万物之情也”。就是说,诗歌应该表现自然与人生的真实。天地自然、人类生活,感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就产生了《诗经》中众多的篇章。所以他又说:“玄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这里所说的“律度”,就是指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感受。没有了它,诗歌就成了毫无艺术生命的“刻木之桃李”。
这种真切的心理感受在诗中表现为物我的统一。所以,王夫之进而考察了心与物、情与景的关系。他认为,天地以优美的风日景致为人欣赏,万物以千姿百态供人娱乐,它们与人的主观精神本处于自然并行的状态。自然之美是固有的,暂用而给,终用而永,所以人可取而得;然而若无人心之动,则虽面对美好之景亦无能取,“无能取者不知有尔”。在诗歌创作时,诗人的心与物、情与景正是进行着这种交流与互感。在《诗经》中,这种交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心而推诸物,就是说:内心有所感,并以这种心情观照诸物,物便无不蒙上心之色彩;一是由物而及于心,就是说:人心本是静止的,然而自然物色与诗人耳目相值,便油然生情。王夫之说:“有识之心而推诸物者焉,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心与物的交流、情与景的融合,构成了王夫之《诗经》艺术论的核心。
王夫之还对诗歌欣赏中的“兴观群怨”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他指出,“兴观群怨”产生于诗的意境。他说:“但从一切怀抱函摄处细密缭绕,此外一丝不犯,故诗可以兴,言其无不可兴也。有所兴,则有所废矣”。“怀抱函摄处”,即情景融合处,意境和谐、情景丰茂,则可以兴起读者之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是主观上有所兴,则必不能兴。这里的兴观群怨,实质上是诗中情景在读者心理上所唤起的共鸣共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教化作用。
王夫之对《诗经》艺术的研究还涉及许多其他的方面。但只是这些就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十分广泛和深入的,其成就也是巨大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船山《诗经》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在诗义理解上他基本承用毛诗说,这必然给他对《诗经》的研究考察造成偏差。比如对《周南》、《召南》的研究,他所提出的《二南》从地理分而不以圣贤分的见解,本是十分卓异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却又依照毛诗说,说《关雎》是“后妃之德”、“王化之基”,说《鹊巢》善学《关雎》云云。其二,他从《诗经》的精神情感去推断其社会内容,这比起那些仅仅发挥经义的腐儒之论,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他在这样作的时候,又常常过于武断和绝对。比如《王风·采葛》,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离别相思之情,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却指责说:“《采葛》之情,淫情也。以之思而淫于思,以之惧而淫于惧”。又如他评《鄘风》说:“《定之方中》以前,其词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后,其词绞,其政蹙”。这些,都仅属臆断,不为有据。其三,他主张诗歌表达端正的性情,表达公意,立论是好的;但在运用中又常失于偏激。如《邶风·击鼓》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指责为“诬上行私”;《鄘风·相鼠》把无礼义者比为老鼠,并诅咒他们早死,王夫之批评曰“无礼之尤”;他甚至说《谷风》、《氓》中的弃妇也不该诉其怨仇与不幸。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船山在《诗经》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在《诗经》训诂、《诗经》中的周代社会、《诗经》中的人类感情以及《诗经》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突破。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目光使他的《诗经》研究别开生面,从而揭开了《诗经》学上的新篇章。至于其中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只要想想当时学术界的总的状况,想想船山的身世处境就可以明白,那是不应过于苛责的。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报》1985年第2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李中华,男,生于1944年,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诗经主题辨析》、《楚辞学史》、《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等。)
李中华:船山《诗经》学面面观
来源:红网
作者:李中华
编辑:程赛
2015-08-19 16:21:34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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