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著作的新编全集——《船山全书》，由湖南岳麓书社于1996年全部出齐后，又经8年时间的修订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了船山著作史上内容最为完备且精编精校的版本。这部全集共16册，1039万字，其中第1—15册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共收录船山著作73种，370余卷。第16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
　　
　　《船山全书》的编校完成，是一项历史连续性事业的完成，凝聚了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船山之子王敔刊行湘西草堂本始，近三百年来历代学人的心血和成果，其中尤以先贤邓显鹤、曾国藩、刘毓崧的提倡、搜集、整理，上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马宗霍、周调阳、王孝鱼三先生和八十、九十年代杨坚同志等的校勘、标点之功为最著。
　　
　　王孝鱼（1900—1981），名永祥，字孝鱼，后以字行，山西榆次人。先后就读于清华学堂、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哲学系。1925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沈阳，1927年至1931年任辽宁省教育厅编辑主任，兼东北大学历史、哲学系讲师、教授。1932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特约研究员。1946年至1948年任东北大学历史、哲学系教授，沈阳《中央日报》主编，兼沈阳《东北日报》、《文化周刊》副主编。后至北京，1948年至1953年任蒙藏学院教师，1954年至1958年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审。1958年至1966年“文革”初，任中华书局哲学组特约编辑、编审，校点、整理王船山著作20余种以及《庄子集释》、《二程集》、《叶适集》、《陈确集》、《王廷相集》等。据说这段时期他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全靠古籍整理微薄的点校费谋生。“文革”期间被遣返回原籍，闭门著述，对船山多部著作进行译解和疏证。“文革”后拨乱反正，先生于1979年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聘为研究员。
　　
　　先生一生服膺船山，幼时读船山《读通鉴论》，即“开卷跃然，使人忘倦，终日咿唔，不绝于口”。16岁因病辍学期间，在天津厂肆购得《船山遗书》，“挑灯快读，惊喜欲狂，不自知疾疚之在体也……盖予是时已服膺先生盈虚屈信往来原反之说，将生死一关早为勘破矣”。后几十年间，手不释卷，研读揣摩，融会贯通，独得船山思想之奥妙，1934年即用文言撰成《船山学谱》六卷，晚年更有《周易外传选要译解》、《老子衍疏证》、《庄子通疏证》等大著，而世之知之者鲜。
　　
　　1982年岳麓书社成立伊始，即将《船山全书》的整理出版申报列入国务院“七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年承蒙中华书局支持，将24种船山著作的点校稿转让给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这24种点校稿，大多数系王孝鱼先生点校，计有《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附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四书稗疏》、《四书笺解》、《永历实录》、《莲峰志》、《龙舟会杂剧》以及《薑斋诗话》中的《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南窗漫话》等共18种。另有《礼记章句》、《四书训义》、《识小录》、《搔首问》等数种，虽非王先生点校，但系王阅定并批注。如《礼记章句》原署刘公纯、陈仲瑜点校，王孝鱼阅定。点校稿上间有阐述船山思想的批语，均王孝鱼所为，因与校勘无关，岳麓本录用该稿时便置之未予附上。加上中华书局原已出版的王孝鱼点校本《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解》、《诗广传》等5种，则王先生点校船山著作竟达23种之多（“阅定”者在外）。
　　
　　王先生的点校精审而明确，且其所加新式标点及分段均为船山著作整理之嚆矢，故对于《船山全书》的编辑工作十分有用，功莫大焉。先生点校所采用的底本，或清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书局刻本，或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字排印本。先生当时虽还未能找到像岳麓书社整理时借用的湖南省博物馆藏船山五世从孙嘉恺钞本和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但为了尽量恢复船山著作原貌，订正刻本中那些用白匡、墨格隐去的避讳字或删削、窜改文字，先生还设法参校他本或利用前人刘毓崧、周调阳等的校勘成果，以便校点更精。如《周易稗疏》一书，王先生以金陵本为底本点校时，便参校了拜经楼吴氏抄本，说：“拜经楼吴氏抄本盖自《四库》传抄，但经顾千里先生手校，弥足珍贵。今以朱笔再校一过，颇有收获。”岳麓书社整理此书时，难以见到思适斋主顾广圻千里先生的校本，但其校改成果既已为王先生所吸取，则采用王先生的点校稿就是间接利用了顾先生的校本。又如《尚书引义》，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亦由王先生点校。此本虽亦以金陵本为底本，但曾参照周调阳依嘉恺本所作的校勘记和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进行校勘，故已兼有嘉恺本与金陵本之长，基本消除了金陵本为避清讳而作的白匡、墨格及窜改之弊，是岳麓本之前最为完善的版本。正因如此，岳麓书社整理《船山全书》时，尽管有了诸如船山十二世孙王鹏所藏《张子正蒙注》船山手抄本、《宋论》手稿本之类和嘉恺钞本十一种等作底本，但找不到旧钞本而选定王孝鱼先生的点校稿作为底本的仍有《春秋稗疏》、《四书稗疏附考异》、《四书笺解》、《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龙舟会杂剧》等8种，王先生的其他点校稿或他为中华书局点校的已出版的船山著作，则是岳麓版校点时重要的参校本，不仅参考其标点、分段，而且参考其为点校本撰写的识语或点校说明等。
　　
　　王先生对船山著作的点校，是在深入研读，反复揣摩，且对船山思想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点校，故其点校后撰写的识语或点校说明，既推论或指出该著作的撰著时间，揭示其精义，且对其思想内涵乃至著作方法等有所阐发，因而对读者来说，大都是深入浅出的导读和船山思想简论。如他据金陵本的《周易内传》点校稿，原拟与船山《周易大象解》同时付印，后一种点校完毕，先生所作的《编者识》，便可说是这类导读与简论的范例。
　　
　　先生的识语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据《周易内传发例跋》，作于康熙丙辰，即康熙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六年。这时船山已五十七岁，前距作《周易外传》已有二十一年了。在这么长的岁月之中，他对于《周易》的研究业经十分成熟，所以此书虽薄薄祇有一卷，而内容包罗甚广，精义亦多，不愧是他关于《易经》的第二部重要著作。”
　　
　　几句话说完船山关于《周易》三部著作的著述时间及其相互关联之后，先生重点讲了《大象解》一书的特点：“《周易内传》和《大象解》便通达晓畅得多了。尤其《大象解》一书，言简意赅，颇似一种提纲、撮要的性质，对于我们了解船山的真正面目，助益很大……我们读了此书之后，最觉突出的一点是作者深刻的故国之思和浓厚的经世之志。”认为船山那些有触即发的言论，“十足地说明了他的遁世，并不是恢复失败后的丧心沮气，而是暂时一种忍辱负重，养晦待时。他之所以‘保其忠厚’，为的是要遂其所志。这种百折不挠，到老到死，仍然积极乐观的精神，最是船山的一种特点，如一条红线似的，贯彻于他的全部哲学著作之中”。“本书的另外一个突出之点是，船山对于批判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对于佛家和老庄的思想斗争，特别注重，没有一刻放松过。”
　　
　　最后说《周易内传》：“《周易内传》一书，是船山最精心、最严谨的一部著作……我们不要认为他是在注《易经》，而是在借用《易经》来发抒他的独到之见……《内传》是船山对门人讲授《易经》时的作品，有似现在通行的讲义性质，文字当然要通畅得多。”
　　
　　识语简明扼要，深中船山《易》学之肯綮，又通俗易懂。次如先生关于《尚书引义》的《点校说明》和关于《四书笺解》的《编校后记》，也都是很好的导读文章。如先生讲《四书笺解》一书最突出的表现是批驳明季的时文讲章：“正因为时文讲章的唯心主义毒素影响了明季绝大多数的读书士子，所以船山痛心已极，力与廓清。他在《中庸·哀公问政》章更意味深长地感叹道：‘讲章时文黑暗数百年，天下秀才无一通文理者，可笑可叹！’这部小书，就是想在这弥天黑暗之中给弟子们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先本本分分地讲文理；端正了思想方法，然后再进一步由浅入深谈到义理。这种看似平凡的精神，对明季人说来，实在是一服起死回生的良药。船山把它列为本书的首要任务，其故在此。”
　　
　　王孝鱼先生是1981年在山西去世的，去世之前一年，还曾应邀到湖南为哲学界讲船山之学，并怀着对船山先生的终生景仰，主动要求到衡阳县曲兰镇拜谒船山先生的故居湘西草堂和陵墓。但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呕心沥血校点的那些船山著作书稿最终会落脚到岳麓书社，而为岳麓版《船山全书》的整理编辑工作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且先生所著《船山学谱》及晚年对船山多种著作的译解与疏证，近年正相继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都可以告慰孝鱼先生这位中国哲学史家、“船山学”开拓者的在天之灵。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夏剑钦（1945－），男，湖南浏阳人，岳麓书社原社长、编审，《船山全书》整理编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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