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晶萍)

　　作为一本以阐发船山学说、弘扬船山精神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杂志，《船山学报》以其独特的办刊风格、悠久的办刊历史构成了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线，它的曲折历程是近代船山学说传播与发展史的缩影，也是近代船山符号运用在学术期刊上的体现。《船山学报》创刊于1915年8月，至1917年8月发行了8期，终因军阀混战、经费不支而停刊；继于1930年改名为《湖南船山杂志》发行了7期；复于1932年恢复《船山学报》之名，至1938年6月发行了15期，因抗日战争而停刊。1984年，《船山学报》复刊，重拾船山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之坠绪，为船山学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与湖湘地域文化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1991年，改名为《船山学刊》，深度开发船山学说资源，全面拓展船山研究的领域，船山学更上新台阶。至今，《船山学报》已走过了一百个年头，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期刊史上的奇迹。研究各个时期《船山学报》的内容、特色、传播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船山学发展本身的情形，而且也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认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学术界对船山学说、近代船山学说传播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近代传播船山学说的重要媒介———《船山学报》的关注严重不够，研究成果尚且较少。此种情形，与《船山学报》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极其不相称。本文对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略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船山学报》的发展史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可以作多维度的阐发。除了从思想内容方面考察其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各期所刊文章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之外，尚须从物质层面考察学术思想的“落地”情况，即学术刊物的传播网络、发行状况、阅读情形，以及受众对该刊物的反馈感受。《船山学报》创刊于民初、历经民国，绵延至今，每个阶段都塑造了不同的船山形象、推进了船山学说的研究与升华。但这些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学人的“名山事业”，又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公共文化产品？传播范围有多大？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否实现？期刊在扩大受众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与其他学术刊物之间有无互动？效果如何？这些问题同样关系到对《船山学报》历史地位的评估。因此，本文暂不涉及对《船山学报》内容本身的评价，单纯从“物质”层面来探讨其传播与影响。
　　
　　一、民国初年《船山学报》的传播与影响
　　
　　从1915年8月至1917年8月，两年间《船山学报》共发行了8期，其中前6期为月刊，出版时间为1915年8月20日至1916年1月20日，每月20日出版；1917年仅在4月20日和8月20日发行了第7期与第8期。第9期与第10期稿已编辑，因无力付刊而终止。尽管这一阶段《船山学报》持续时间不长，发行的期数也很有限，但在杂志内容、发行网络的建设、促销、广告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通过征稿吸纳优质稿源、扩大受众群。
　　
　　《船山学报》本是船山学社的社刊，船山学社的社员构成了《船山学报》作者群的主体。但通过向社会征稿，《船山学报》的作者超越了船山学社的范围。创刊伊始，船山学社就在《船山学报》上刊登征文条例，向海内外通雅之士征集八个选题方向的论文，一是船山师友述；二是船山语类叙例；三是论现在教育之缺点及改良之法；四是提倡国货条议；五是续修各省通志议；六是史学丛书叙目；七是绎史拾遗；八是经籍纂诂拾遗。它还规定：征文择优登载《船山学报》，并赠以《船山学报》一份，及四元以上十元以下之酬劳金。酬劳金与赠报在获选文章刊载后送达，要求应征者注明自己的地所。这条征文广告从《船山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七期连续刊载，说明向作者征稿、付作者稿酬、赠送作者期刊已成为船山学社的常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扩大了《船山学社》的作者群，使它能吸纳优质稿源，另一方面带动了《船山学报》的受众群，使它的传播范围更广。
　　
　　2.优惠定价鼓励连续订阅
　　
　　任何期刊都面临销售的问题，因此就必须定价与促销。民国初年，《船山学报》为了促销，以优惠的价格鼓励连续订刊。它规定：单订一期定价四角；订六期定价为二元二角，均价低于四角；订十二期定价为四元。显然，订阅期数越多，价格越优惠。为了让《船山学报》传播到学校，经营者还专门印制了一种“特约单”赠送给学校，规定：学校如果凭此单并加盖学校印章填寄订阅本报，就能享受价格优惠，“订阅一律照定价八折，全年计三元二角，半年计一元七角，邮费照加。”可见，《船山学报》把学校师生当作了促销的重点对象。至《船山学报》第七期，又将“预约单”的范围扩大到普通读者，“全年定价四元，邮费三角六分；半年定价二元，邮费一角八分。”同样也是以价格优惠来吸引读者预订期刊。
　　
　　期刊在传播过程中，还会发生传播费用，主要包括邮寄费用，这笔费用也得受众来承担。《船山学报》在邮费上规定：一期《船山学报》寄到国内是五分，到日本是一角，到其他国家是一角五分；六期《船山学报》寄到国内是三角，到日本是六角，到其他国家是九角；十二期《船山学报》寄到国内是六角，到日本是一元二角，到其他国家是一元八角。可见经营者预设的受众并不局限于湖南本土，而是全中国甚至海外，换言之，它是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只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尚且无法准确判断在实际的发行中，民国初期的《船山学报》到底传播到了多大范围。
　　
　　3.借力于大型出版商，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
　　
　　《船山学报》没有专门的发行机构，但通过其他书商、出版商已有的代办机构，构建了自己的发行网络。第一期《船山学报》承印者为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为长沙南阳街翰墨山房和长沙府正街楚益图书局，预订与代售点为当时各省的中华书局；广东、上海、汉口、武昌、奉天等地的会文堂书局；上海、长沙、汉口、北京、广东等地的广益书局；上海的群学社书局；上海、松江、苏州、汉口等地的扫叶山房以及各省大书局。这说明初期的《船山学报》主要借助于已有出版商的发行渠道，包括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型出版社。第一期的《船山学报》发行范围广至全国，成为教育界人士喜阅刊物之一。第二期至第六期，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船山学社发行，销售点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各省商务印书馆分馆。商务印书馆同样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出版商，为《船山学报》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七期到第八期改由长沙育婴街宏文印刷社印刷，各省各大书坊销售。从中亦可看出，越到后来，《船山学报》的发行范围越在缩小、代办机构在递减，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与经费支绌有关。
　　
　　4.利用自身媒介，推介其他书刊
　　
　　期刊除了传播本刊物内容之外，还往往把自身打造成推介其他商品的平台，换言之，为其他商品刊登广告。杂志社一方面以此筹措经费、获得盈利；另一方面则扩大杂志的影响力。能否吸引到广告投放以及吸引广告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衡量期刊杂志影响力大小的一项指标。因此，在讨论《船山学报》的影响时，还须注意到它代理广告的情形。创刊伊始，《船山学报》就拟定了代理广告的计划。它规定根据广告刊登时间的长短和所占页面的大小而收取不同数额的广告费：若只登一期，一个页面是十二元，半个页面是七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四元；若连登三期，一个页面是三十二元，半个页面是十八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十元；连登六期，一个页面是六十元，半个页面是三十二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十八元；连登一年十二期，一个页面是一百一十元，半个页面是六十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三十三元。同样是鼓励多登广告、连续登广告。可见，在吸引广告投放方面，《船山学报》亦有所考虑。
　　
　　事实上，《船山学报》也的确登载过不少广告，特别是为一些书刊所作的广告。如第一卷第一期，封底即为楚益图书社、会文堂书社、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等书商做广告。这或许与《船山学报》借助诸书商的发行渠道有关，算是互惠性质的举动。《船山学报》第三期以“教育部审定、最新最善之用书”之名目，为太仓周维城、嘉定范祥善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式学级《修身教科书》、《复式教授法》作广告，称该教科书“用一学年得无比省费之利益”，该教授法为复式教授法之“善本”也。在同一期里，《船山学报》还用另一个页面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女子教育图书作广告，包括《女子修身教科书》、《女子修身教授法》、《女子国文教科书》、《女子国文教授法》、《女子新国文》、《女子新国文教授法》、《女子国文详解》、《家计簿记教科书》等，并特别标明“遵照教育部定章最新编纂、以供女子中学校以及师范学校之用”的各类教科书，如《家事教科书》、《缝纫教科书》、《园艺教科书》等，称诸书为“女子必读之书”，并概括道：“上述各书，以女子应守之道德及必需之智识技能为主，而于家政、女工、卫生诸事，尤言之甚详，至历史、地理、算学、理科等书，可借用男学校之课本，不另编纂，特此附告。”《船山学报》第一卷第五期又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四年教育部覆审核准的《共和国教科书》刊载广告，称该套教科书“教育部批，该馆不惜工本悉心修改，精益求精至堪嘉尚”。《船山学报》第一卷第六期则为商务印书馆做了两则广告，一是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说部丛书初集》、《说部丛书二集》以及《译林小说》、《旧小说》、《新小说》、《小本小说》、《说林》等各种小说做广告，称：“闲中消遣最好方法，莫如看商务印书馆各种小说”；一是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张之纯编纂的《评注诸子菁华录》作广告，称“读者得此，于古人精深之学术、奥衍之文义，可以豁然贯通；教员得之，可以参考；学生得之，可以自修，诚文学家之宝筏也”⑩。除为某些出版商做广告外，《船山学报》也为某些作者做广告，介绍其所著书。如《船山学报》第一卷第七期就为曹佐熙所著、中华书局与宏文书局寄售的《史学通论》、《史学丛稿》等作介绍。其他如梁启超的《饮冰室丛著》、《涵芬楼秘笈》、江苏省立附属小学教员新编的《新国文教案》，也在《船山学报》登载广告，以扩大影响，增加销量。总体上看，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前6期刊登广告较为连续、丰富，主要是刊登在发行渠道上有合作关系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教科书等；第七、八期则比较稀少，因1917年仅断断续续地发行了两期。
　　
　　二、30年代《船山学报》的传播与影响
　　
　　在《船山学报》停刊13年之后，1930年，船山学社又编辑出版了《湖南船山学社杂志》。该杂志于1930年5月创刊，为月刊，至当年11月，共出版了7期。由于它流传较少，在当时的具体传播情况和影响尚无法衡量，本文略而不论。1932年船山学社改组后，恢复《船山学报》之旧名，并将其改为季刊，按年编号，于当年12年出版了第1册（后改称“期”）。从1932年12月到1938年6月，《船山学报》共发行了15期；而第16、17、18期已经编辑定稿，因时值抗战时期，日军轰炸长沙城，加上经费困难，没有付印。总体上看，30年代的《船山学报》出版周期较有规律，持续时间也较长，传播范围较广，影响较大。这里主要探讨30年代复刊的《船山学报》的情况。
　　
　　1.通过定价、发行网络等为传播《船山学报》创造条件
　　
　　30年代，《船山学报》继承了民国初年《船山学报》的一些做法，注重发行网络的铺设，通过优惠价格鼓励读者连续订阅、大量订阅。30年代《船山学报》由周逸主编、湖南船山学社发行，先后由松华铅印工厂、大同印书馆、吟章纸业印刷局、藻华纸业印刷局等承印。在代售方面，除船山学社自身之外，主要借助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昌等地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开明书局，此外还通过长沙魏博文书局、益美教育用品社等代售。可见，《船山学报》在传播渠道上依然是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借助各地商务印书馆代售期刊。同时，复刊《船山学报》在定价上也采取了多订多优惠的做法，单订每册四角，预订全年一元五角，以此来吸引读者连续订购期刊。
　　
　　在广告方面，30年代的《船山学报》同样拟代理广告，并根据广告刊登时间的多少和所占页面的大小制订了不同的收费标准。它规定：广告刊载一册，一个页面十元，半个页面五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二元五角；广告刊登两册，一个页面是十八元，半个页面是九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四元五角；若刊登三册，一个页面是二十八元，半个页面是十四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七元；刊登四册，一个页面是三十二元，半个页面是十六元，四分之一个页面是八元。从经营者的意图来看，是吸引商家多投放广告；但从《船山学报》广告页的实际情况来看，这15期学报上都没有刊登过广告，为填补空缺，周逸选取了一些船山先生的诗录刊登在此处。《船山学报》为什么没有吸引到广告，个中原因，尚不得而知。
　　
　　2.通过赠阅，促进《船山学报》的传播
　　
　　内容、定价、发行网络的铺设只是经营者为传播期刊所创造的条件，期刊只有真正传播到受众手中、得到有效阅读，才能发生实际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学报》作为非赢利性学术期刊，还通过大量赠阅的方式，扩大了刊物的受众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同时，赠阅又带动了受众对杂志的订阅。这是30年代《船山学报》在经营上的最大特点。
　　
　　《船山学报》从壬申（1932年）第一册起，就设立了“丛录”一栏，其中的“通讯”刊载往来书信。壬申（1932年）第一册、癸酉（1933年）第二册的往来书信主要是有关改组学社、社长人选、社员入社等问题的讨论，与发行情况关系不大。从癸酉（1933年）第三册起，“通讯”中就不断有读者个人和机构对《船山学报》的读后感和要求订阅或赠阅的内容，从而使“通讯”具备了“编读往来”的性质，也为我们了解当时《船山学报》赠阅范围、反响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统计15期《船山学报》中“通讯”中刊登的“来书”，可以发现，《船山学报》的赠阅对象主要有四种情况：
　　
　　一是个人。《船山学报》“通讯”中收录的来自受赠阅个人的“来书”共有12个，大多为硕学通儒，如文一智、文星三、康和声、谭笃材、傅澍苍等；也有一些军政要人，如孚威将军吴佩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以及颇具象征意义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先生。
　　
　　二是各大学图书馆。同样，以《船山学报》“通讯”中收录的来自受赠大学的“来书”为例，共涉及全国19所高校，包括：北平朝阳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大夏大学、广西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江苏私立东吴大学、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北平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山西大学、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既包括国立、省立大学，也包括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大体上囊括了当时全国所有的重要大学。另外，还特别向私立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赠阅。
　　
　　三是地方公共图书馆。仅在《船山学报》“通讯”中登录过的地方图书馆就有16所，包括山东省立图书馆、甘肃省立图书馆、福建省立图书馆、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绥远省立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市政府图书室、湖北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湘乡集益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天津市市立图书馆、安徽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等，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也在受赠范围。从地域分布来看，共涉及全国15个省份；从层次来看，有县级图书馆、市级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亦有国家中央图书馆，以省立图书馆居多。
　　
　　四是党政机构、社团组织。见于《船山学报》“通讯”中的党政机构共有13个，包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山东省政府、河北省立保定民众教育馆、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广西省政府图书馆、安徽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图书馆、河南省政府、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北平民社、陕西省政府、上海市政府等。
　　
　　以上仅就《船山学报》“通讯”中刊登的“来书”统计而言。综观“受赠”的对象，包罗甚广，从社会领域来看，涉及教育部门、党政部门、文化事业部门、社团组织；从层次来看，兼有地方、中央等不同层次；从地理范围来看，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份。如果考虑到尚有一些受赠单位或个人没有“来书”或“来书”未能刊登出来，则《船山学报》实际赠阅的范围更广。
　　
　　3.与赠阅对象积极互动，扩大《船山学报》的影响
　　
　　通过赠阅，《船山学报》得到了有效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邵力子在接到赠阅的《船山学报》后，表示：“船山先生学术纯粹赅博，近古所稀。而当胡清入主中原之日，投荒榛棘，不近腥膻，尤与寻常肥遁之士不同。诸先生彰表幽潜，足为民族思想史生色，非独昌明学术、挽救颓风已也。编中材料宏富，议论正大，洵足为治国故者津梁。……尚希源源赐寄为荷。”虽然不乏溢美之辞，但至少表达了对《船山学报》的接纳，并希望继续获赠。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在收到《船山学报》后，特函表示“留置案头，备随时浏览”。说明《船山学报》也在他计划“浏览”的范围之内。康和声接到赠阅的《船山学报》后，表示“拜读之下余，敬付展览，以公同好。尚望按斯惠寄，无任感祷”。这些言论表明了对《船山学报》的期待。
　　
　　不少人在获赠《船山学报》后，被其内容所吸引，从而正式订阅。如桑植县立第一小学的校长王承让在收到《船山学报》第一期后，认为学报“材料丰富，裨益后学，良非浅鲜”，他并寄上伍角钱，合此前寄的一共一元五角，订学报全年。彭远谟也是桑植县人。他读到《船山学报》第一期后，认为该报“维持绝学，保全国粹，精义奥言，实切中现时流弊，为挽回世道人心之良善嘉作。拜诵之余，向慕靡既。故特寄邮票洋一元五角，订购全年。”文星三收到赠阅的《船山学报》一册后，即寄上一元五角，预订全年。周公远在接到《船山学报》后，开卷循诵，认为其内容“或为先辈之遗著，或为时贤之杰作。远之章阐船山之学术，迩之揭橥晚近之陋习。大都为有功世道之文字。人心陷溺久矣，非有卓彼先觉如船山者，无以资楷模，亦非有精心果力如公等者，难以宏倡导，此必然之理也。”也表示要订阅《船山学报》。徐布青对《船山学报》“阐发先贤学说”表示“何胜钦佩玉”，要求订阅。
　　
　　还有通过其他的媒介获悉《船山学报》复刊后、来书索要的。如龚寿表示：“贵报自产生以来，风驰电掣，各界欢迎。实学术之津梁，文章之泰斗。鄙人久耳其名，恨未一睹为快。昨阅《通俗日报》，知贵报新改组，第一期业已出版。亟欲一观，以震聋瞆。故特函贵社，乞将贵报第一期惠寄一份，庶明内容而便订阅，无任翘企。”由此推测，《船山学报》改组前后，曾通过《通俗日报》等媒介发布消息。又如茶陵县教育局附设民众图书馆的谭笃材表示，《船山学报》自发行后，“久为一般读者所激赏”，由于图书馆经费支绌，不能订阅，请求惠赠。
　　
　　除表示订阅外，也有的读者表示愿意投稿。如秦其兴也是在读到《船山学报》壬申（1932）第一册后，认为“诸公提倡国学，阐究固有文化，不遗余力，至为钦佩。值兹古道不敦、风俗浇漓，非扶持圣教不足以匡救人心，巩固民族。尽筹所及，实为正本清源之举”；自己虽然“从政虚年，学行无似”，但“遥瞻文采，倍深向往”；并表示自己愿意搜集文献，供学报采择，尽绵薄之力。这说明《船山学报》除了吸引读者之外，也吸引了作者供稿。
　　
　　获赠的各单位或机构除将《船山学报》编目庋藏、以供众览之外，也纷纷来书致谢，并希望继续获赠。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受赠阅的《船山学报》后，发现其中还有几期阙漏，来书要求补齐；并表示如果不能免费赠阅，也愿意“备价补购”。又如，山东省政府秘书处来函订阅；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来书则请求惠赠。这些要求补齐《船山学报》的机构都表示，倘“须价补购，即请开示价目，一并寄下”。而有的机构则通过交换刊物的方式来获得《船山学报》。如浙江省立图书馆一方面希望《船山学报》能“赐插架，藉公同好”，另一方面表示以本馆所办《图书展望》杂志作为交换；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也在收到惠赠的《船山学报》后，奉上交换刊物，并希望《船山学报》以后能“源源赐寄刊物”。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在获得惠赠的《船山学报》第13期一册后，除“陈诸本馆报志阅览室并编目珍存供众阅览、以彰高谊”外，又奉上本馆月刊作为长期交换，希望以后《船山学报》续出各期仍能“按期寄下，俾成全璧”。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在获赠《船山学报》外，也回赠《广州学刊》以期交换。因此，大体说来，当时各著名大学图书馆、全国相当一部分省立图书馆以及部分机构图书馆都收藏了《船山学报》，使《船山学报》的受众面较广。
　　
　　《船山学报》发行后，通过广泛赠阅的方式扩大了影响，但由于各处索要甚多，也造成了经费困难。在回复江西省图书馆索要补寄学报时，报社表示：“惟敝社改组四年以来，所赠各处学报纯系义务，未取分文。嗣因索者日多，加以经费异常困难，故难处处赠到。缺如之歉，实所不免。兹将第十一期以前，自一期至十期，各寄一册，以报雅意。至购费一节，任贵馆公道。（实价三角一册，十册三元，外邮费二角五分。）如收到，请即示知，以后出版，当如命源源寄送也。”江西省立图书馆表示从12期起预订全年。
　　
　　除表达继续获赠或者正式订阅的意愿之外，“通讯”中也不乏有读者来书商讨某个问题的。这从侧面反映了《船山学报》不仅以其物质载体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而且被有效地阅读，从而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或争鸣。
　　
　　因此，尽管经济效益不明显，30年代《船山学报》传播范围广、受众多，得到了有效阅读，其社会影响比较明显。
　　
　　以上从发行网络、广告代理、读者反馈等方面对民国时期《船山学报》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分析，着眼的是《船山学报》学术思想“落地”情况。大体说来，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通过优惠定价、征文赠报等方式吸引读者与作者，通过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等出版社合作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从而使《船山学报》覆盖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方便地送到全国各地读者手中；而它所吸引的广告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船山学报》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30年代的《船山学报》在继续坚持优惠订价、构建发行网络等做法的同时，还通过“赠阅”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遍布全国主要高校、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地方公共图书馆，以及部分党政机构、社团组织和个人。从反响来看，30年代《船山学报》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受赠机构和个人或希望继续获赠，或进而订阅学报，或向它投稿，《船山学报》的内容得到了受众的高度评价，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要完整地阐发一本学术期刊的传播和影响，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本文所论，仅依据《船山学报》本身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而言。至于民国时期《船山学报》是如何借助其他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推广、船山符号对于期刊的品牌效应，以及《船山学报》所凝聚的受众构成、社会各界对《船山学报》的评价等问题，拟另作专文探讨，此处略而不论。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张晶萍，1967年生，女，江西鄱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近现代思想史、历史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