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朱迪光)

　　刘人熙于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该社于今已届百龄，刘人熙的船山学研究成果值得今人研究和继承。刘人熙，1844年生，湖南浏阳人，字艮生，号蔚庐，光绪进士，任工部主事、纂修、总校官，1884年（光绪十年）任会典馆纂修官，1889年外调直隶州知州。后游历豫、赣、桂等省，官至广西道员。1907年返湘，任中路师范监督，旋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领衔上书请愿开设民选议院。湖南光复后任都督府民政司长，电促广西宣布独立。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任社长。1915年参与反袁驱汤斗争，汤芗铭被逐后，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任会长，致书南北，要求停战。著有《蔚庐文集》等。1919年去世，终年75岁。
　　
　　一
　　
　　刘人熙是在民国初年创办船山学社，因此刘人熙与辛亥革命关系怎样，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又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王闿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叙》中说：……有王芝祥、刘人熙仇视故君，而藉口云船山之学。故书其卷端，以质船山，因以告其族人。乙卯五月乙亥朔湘潭王闿运谨撰并书。
　　
　　这篇叙写于1915年。由此文来看，刘人熙似乎是一个辛亥革命党人。然而从刘人熙的生平事迹来看，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他从未参加过革命活动。在维新变法时期，刘人熙也不支持变法。但是在民国成立后，刘人熙进入了湖南新政权，担任了民政厅长。对辛亥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民国初年，刘人熙还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湖南地区的负责人。然而在南北之争亦即孙中山与袁世凯的争端中，他并不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多有批评。刘人熙说：“以义而开民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五族共和，渐积之势然也。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沙，未六旬而逋逃海外。义之必利而利非可以利者，非事理之显然乎？贪夫攫金于白昼，免者幸矣。”所谓“以利而争总统，南昌首难，喋血长沙，未六旬而逋逃海外”指的就是国民党所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利争总统”，指的是这次“革命”的非正义性，“革命”只是为了争权。刘人熙又说：“徐锡麟之忠魂，黄花岗之碧血，海内哀之，若丧亲戚，以诸烈士之死，为国民而死也。民国之代价，孰有重于此者乎？今武昌首事诸公，能知此意而不逾其初心，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岂不伟哉？惜乎以义始，以利终，卒为国民之公敌。盖激于一往之气而无不息之，诚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鉴于令名之不可倖成，则从事民国当掬诚与民相见。前车既覆，后轸方遒。不研精于正学，终亦苟道而已。因权取济，则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罪多矣。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岂有倖乎？”既肯定了辛亥革命首事诸公的功勋，但又指责首事诸公发动“二次革命”为“国民之公敌”。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普遍。例如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刘人熙不满于国民党的争权，倾向于袁世凯政权亦即执政当局。所以，刘人熙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官职。从另一方面来说，刘人熙对袁世凯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刘人熙没有支持袁世凯称帝，查《船山学报》无一篇文章谈及称帝，但在《船山学报》第八期《救败九策》一文中刘人熙多次申说了共和独立重民权之思想。刘氏说：“国以民成，因民为治。民愚则国不能独智，民弱则国不能独强。”又说：“去君主之世及则知中国非一姓之私产，爱国之心自深。国民非一姓之家奴，独立之谋必固。”刘氏还说民国是去专制世及之私。这样的观点是不可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刘人熙还反对丧权辱国，主张卧薪尝胆，强国复仇，所以他说：“以为自五年始宜准公私团体，开五九纪念会，下半旗以表卧薪尝胆之真心。”
　　
　　由此可知，刘人熙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社会，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
　　
　　二
　　
　　从刘人熙所记的《日记》来看，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日记中已见他开始学习船山著作的记载。但从刘人熙写作友人的书信中的自叙来看，他学习船山著作可能还要早一些。刘人熙在《再复向笃生书》中说：“乡举以还，困心衡虑，意学之不止于是也。于是出入释老，及阳儒阴墨之书，久之未有得也。继读宋五子书，乃有悟焉。继读衡阳王先生遗书，嗜之颇笃，而后益知吾学之可为。”刘人熙中举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中进士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中举与中进士之间有十年时间，因此，刘人熙应该是在这十年里开始学习船山著作的。
　　
　　刘人熙到底读了船山哪些著作呢？从上所引文字看，刘人熙主要是为了思想修养方面的提高而进行阅读的，所以读宋五子就有所感悟，而读船山的书“嗜之颇笃”，所读船山书主要也是思想修养这一方面的。从刘人熙《日记》以及为船山著作所作的序、笺注来看，刘人熙研究过王夫之《四书章句》、《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搔首问》、《古诗评选》、《明诗评选》、《愚鼓辞》以及王船山诗集。
　　
　　刘人熙对王船山总的评价是什么？刘人熙给王船山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王船山学术思想是孔孟程朱思想的继承，因而他说：“续微言者，子思子之后孟子，孟子之后程朱。自程朱以来，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光绪九年四月十日）”。刘氏更有从儒学史或者说是从中华文明史给王船山以极高的地位。刘人熙说：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学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二是王船山对孔孟程朱的思想有所发展。刘人熙说：
　　
　　旨哉，衡阳王船山之善于自状也。“六经责我开生面”，诚哉其开生面也。船山之于诸经，若《书》，若《礼》，若《诗》，若《易》、若《春秋》、若《四子》，于荒山槲径之中，穷天人性命之旨，详哉其言之矣，而无一陈言，虽前后旨趣有相乖午者，要之大本大原之地，则千圣同心，万贤合魄，愚者莫能毁，爱者莫能助也。生面一开，而有志之士得门而入，岂非人心世道之大幸乎？
　　
　　于《六经》开了生面，于程朱在继承之外也多有发展。刘人熙说：“至于《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羼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突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岂如妥庸巨子，变更故训，专抵前哲之罅，务成一家之言者乎。”以《集注》为宗就是宗朱熹，但“心所独契”、“不阿所好”表明王船山的独创意识。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精粹之处，刘人熙确有所见。刘人熙说：“性有三品，古今聚讼。知性日生而命日受，则推之往圣而无不合，以孔孟之精蕴者，船山也。”
　　
　　刘人熙没有留过学，也没有专门学过西学，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是传统的，尤其是晚清时期，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找不到新学词语。但是，进入民国后，他的一些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术语。《船山学报》连载了刘人熙笺注的《尚书引义》笺语，摘引如下：
　　
　　青年学子惟不知此，故客气喷涌，卒乱世而亡其身。道岂远人乎哉？
　　
　　汉唐以来，从政者架漏度日，为学者干禄媚时，如满清之危亡、民国初基之摇动，皆是物也。
　　
　　今之从政者，一遇祸乱，则以必有之阶级自宽，何其放弃人权而自甘濩落耶？
　　
　　臧三耳者，谓二耳而有使听者存。白马非马，公孙龙之辨，亦有名而无实也。苟立一说而欲以动天下，则平等自由之附会，虽弑逆蒸报，亦可诬为人道之当然。
　　
　　如宗教家，随立一义，而使人信从，其不诚甚矣。
　　
　　推测之学，穷大失居，迩日哲学家之蔽也。贩运之学，削足适履，迩日政学家之蔽也。
　　
　　由上所引可以看到“阶级”、“人权”、“平等自由”、“哲学家”、“政学家”等新名词，说明入民国后刘人熙接触了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多是从批评的角度来使用的。刘人熙的态度是重传统道德，保存国粹。他说：“自前清戊戌变政以来，教育普及之声，洋洋盈耳，通外情，译外史，天赋人权之学说，天助自助之格言，亡国之痛，革命之功，其灌输我中华以建共和民国者，未始无功。然自由平等之名辞误会而酿成社会之恶剧，弊亦甚焉。故尊重道德，保存国粹之声，纪元二年以后又成为普通之舆论。”新的思想，新的学术，顶多是一个参照，而且是一个反面的参照，其本位还是固有的文化。
　　
　　由上可知刘人熙创建船山学社首先是因为他从青年时开始就崇拜船山精神研习船山思想，这是其自身的思想基础。其他原因还有如下一些：一是崇拜船山研习船山是湖湘的传统。二是与刘人熙自身的经历有关。虽然在民国创建伊始，刘人熙就担任了湖南省新政权的民政厅长，一度曾至中央任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或小或闲，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只能作为社会贤达人士从学术上、教育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三是与刘人熙对于民国建立后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关。刘人熙认为民国建立后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惟有提倡传统道德、保存国粹才能拯救民国。这一点，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讲得非常清楚。
　　
　　三
　　
　　刘人熙在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王船山学术研究社团———船山学社。船山学社成立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主要做六件大事：（一）搜集王船山未刊手稿。如刊行船山的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船山所著南明史料书《籜史》等。（二）编辑出版《船山学报》；（三）筹建船山先生专祠；（四）筹办船山大学；（五）开演讲会；（六）筹建船山图书馆。［20］这六件大事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工作或影响：一是开展有组织的船山学研究，二是发现和刊印了大量的船山遗书，三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首先，刘人熙通过船山学社刊印、整理了大量的船山遗书。首次公开刊行船山的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船山所著南明史料书《籜史》等，均属重要佚著。船山学社成员整理船山著作如下：刘人熙注《尚书引义》，廖名缙《读〈正蒙注〉》，彭政枢《〈周易大象〉述义》，曾庆榜《船山〈黄书〉宣义》，石广权《〈张子正蒙注〉诠言》，黄鞏《船山礼记章句》，黄鞏《船山〈黄书·原极篇〉演义》，黄鞏《船山古仪宰制演义》、黄鞏《船山大正篇演义》。
　　
　　其次，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船山学社在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同时注意培养人才。民国六年（1917），开办船山中学校。民国十年（1921），创设湖南自修大学。民国十一年（1922），船山学社附设“实习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和附设实习学校学友、学生计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等。这些人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刘人熙组织的船山学研究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刘人熙为首的船山学社的成员是通过崇尚传统文化，反对西化的方式来开展船山学研究活动。《湖南公报》报道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的宗旨云：“……首由总理刘蔚庐先生报告发起学社之经过事迹，继而述学社宗旨。大略谓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非寻常结社集会可拟。国体既更，未堪多难。深思其故，惟在人心陷溺，道德堕落。欲正人心，舍昌明学术，实无他法。讲学最是静业。……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先生固空所依傍，有独来独往之精神。然所凭借者，亦在诗书六艺，于宋儒横渠知礼成性之旨，尤为独得其宗。”这里强调“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就表明自觉地抵制西方影响。船山学社社员方坦伯之说：“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庶与船山之宗旨相符。……庶几乎船山之学不胫而走。而于刘先生扶世翼教之苦心亦无所负云。”
　　
　　刘人熙主持的船山学社的王船山学术研究主要方式是讲学，实际上就是定期演讲。船山学社定期演讲的内容比较庞杂，所常用的术语有：船山学、独立、宗宋儒、知礼成性、道德、人心陷溺、昌明学术、讲学、日新、义理、廉耻、责任、进化论、正学、救时、平等、自由、大一统、中国哲学等。在这些术语中最能体现船山学社活动宗旨的关键的术语是“船山学”、“独立”、“道德”、“救时”等。“船山学”一语，船山学社总理刘人熙进行了概括，云：“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这一解释，虽然不能说定义，但概括了船山学术思想的三个特点：通天人，一事理，独立精神。船山学社的其他成员对此也有解说，但其基本含义相同。如社员方坦伯说船山之学，至今不能磨灭者，以义理之充足也。船山之人，至今动人景仰者，以道德之高尚也。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庶与船山之宗旨相符。廖名缙说：“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独立”，又可称之为“独往独来”，见上所引刘人熙之语。这一方面是指王船山的精神，另一方面应该有现代所说的“独立自由”之义在其中。辛亥革命时期鼓吹革命的杨毓麟1903年在东京撰文云：“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其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独立”之精神是辛亥革命者所追求的精神，也是其价值观。所以刘人熙还将其与国家、教育、学术联系起来，说：“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所谓“道德”，指的就是“传统道德”。廖名缙说：“幼诵先生遗书，忾慕殷拳，今日勉厕社员，谨觕举先生著书行事之最足拯救时弊者，得四事焉。……四事维何？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这四事应该是“道德”的主要内容。廖氏一方面称船山先生祖孔孟而宗宋儒，另一方面又说我辈今日讲学以旧道德为本根，以新政艺为筏枻。这说明“道德”含义也包含传统道德。“救时”，通俗地说就是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在船山学社成立大会上方坦伯说船山学社经刘先生筹备数岁，至今日始得正式成立。刘先生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抗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所谓“救时”就是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船山学社诸人都将船山学说与救时相联系。廖名缙说：“要之国家之病患，常因时势而发生。集社讲学者之立言，贵因时势而施治。我辈今日以救时为目的。船山学说，实目今救时之良方。”彭政枢在《〈周易大象〉述义》中说：“船山显揭春秋以后之世变，上下相凌，由于心志不定，践履不正，逆伦犯分，无所不为。……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愿学易者辨天泽之分以挽回世变焉可也。”王瀚声说：“大学明德，在于新民；尧典峻德，推及平章。古人无日不以学业为己任，即无日不以教人为己任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视学业为畏途，藉教育为捷径。言念及此，痛焉厥心。船山讲学，深明大义。默而识之章，确能发挥痛切，有益世道人心。今将其义而申明之。”至于“知礼成性”、“人心陷溺”、“昌明学术”、“讲学”、“日新”、“义理”、“廉耻”、“责任”、“进化论”、“正学”、“平等”、“自由”、“大一统”、“中国哲学”等术语，只是表明论述的范围。如“知礼成性”、“日新”、“义理”，是在论述时有所涉及。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云：“王子名夫之，字而农，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思宗殉国后，子以乡举从王岭外，仕行人司行人，知不可为，归隐故山，槲径荒邱，契知礼成性之学，声沉响寂，而雷雨之动满盈，矻矻穷年，上继孔孟，下启后贤，自濂溪以来，未能或之先也。”廖名缙说：“庶几正学复昌，重离再曜禹域神州，五百年名世或有绝而复续之望乎？”“昌明学术”、“讲学”包含在“救时”之论中。“廉耻”、“责任”寓于“道德”之义内。“进化论”、“平等”、“自由”，则是作为批评的对象。如上所引彭政枢之言云：“民国肇造，乱事未弥，党焰迭炽，时为隐忧。倡平等之谬说，则上下无分；醉自由之欧风，则民志丧乱”。又如廖名缙说：“自俗士误读进化论及天演之学说，以人为脊椎之动物，上祖猨狙。吾人失其自尊自重之心”。
　　
　　由上我们可见刘人熙所组织的船山学研究活动丰富，研究富有深度和针对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之，刘人熙一生追求王船山，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创办船山学社，将其救国之情始终贯注其中。斯人已矣，精魂长存。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现担任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船山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湖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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