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群忠)

　　王夫之在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上以其思想的综合、博大、深刻、精微著称于世，其思想在清末才受到重视，《船山学刊》却已经有百年历史，以研究古代某位思想家为要旨的学术刊物在学术界为数并不多，这又彰显了船山思想在中国思想中的重要性。每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其思想的实践关怀，总是要落实到其政治与伦理思想方面，船山的伦理思想是船山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纪念该刊创刊百年之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船山伦理思想的人生智慧与当代价值，从中又能给我们新的启迪和滋养。
　　
　　船山伦理思想概括起来讲，就是强调礼义廉耻的价值，礼义廉耻连用作为“国之四维”，为管子所首创，到了宋代以后，这种价值观被普遍接受，成为宋明以后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肯定也会受到这种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影响，他虽然并没有将这“四维”集中讨论，却在不同的论述中重视这“四维”的价值。本人则感到在当代中国，重新发掘船山重视“四维”相关价值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与道德建设是很有价值的。
　　
　　一
　　
　　在理欲观上，他既强调“天理与人欲同行”，天理即存于人欲之中：“天理必寓于人性之中。”（《周易内传》卷三下）“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为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四书训义》卷三）这些论述都强调了理与欲相统一的一面，强调了理要寓于欲，人欲之大公即是天理。船山虽然强调欲与理同为人性中不可缺的内容，但较之“欲”，“理”更为重要，它体现了人的本质，人与禽兽不同的根本所在。因此，他要求人们在“人欲中择天理”，在“天理中辨人欲”，“以理导欲”“以义制利”。他认为理与欲的关系，是人性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依存的统一体，人要“养性导欲于理”或者说要以理导欲，以理节欲。他说：“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周易内传》卷二下《大过》），而“顺其道”，则理欲“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张子正蒙注·诚明》）。可见船山的理欲观是一种非常全面、周延、深刻的理论，即强调了欲、理一体或者说欲对理的前提基础性，又强调了理作为人的本质对欲的指导与制约作用。
　　
　　理欲问题在思想史上不仅是一个涉及到人性是什么的人的存在论问题，更是一个主体修养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有无好的道德修养，就是看其能否用其“理性积淀”（李泽厚语，实指道德）来指导、约束其感性欲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发展经济，全民致富，自然是要在思想上破除极左的“道德至上主义”和禁欲主义，要肯定人们的利益追求，用利益这个杠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就要在思想上承认人们欲望的合理性，这就像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们一样，大都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人是理与欲的统一，甚至理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如果人无理性，任欲望主宰，人不仅不会有道德，而且会沦为违法犯罪者，如果不把欲望关在理性的笼子里，任凭“人欲横流”，那肯定会导致人格的坠落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纵观当代中国，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欲望泛滥成灾而理性严重不足的时期之一，声色犬马、利欲熏心，欲望使人们焦躁不安，欲望使人们迷失方向，因此，在这种情势下，重温学习船山思想这种全面的理欲观，既不否认人欲的合理性，又善于用理性的指导约束人的欲望使其不致泛滥，从而过上一种物质生活富裕而又不失理性与道德的善生活，这无论对于人性的完善还是生活的幸福，都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思想滋养。
　　
　　二
　　
　　在义利关系上，王夫之认为绝不能一般地否定利，但必须区别“公利”和“私利”，而“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对于个人修养来说，人应该尽量摒私利而求公利，以求得人格的高尚，对于社会而言，如果各人“孳孳为利”，就必然会“利在则仇亲，利去则亲仇”，致使“世愈降，道愈偷，望其间者愈戚矣。”因此，他提出必须以义制利。对于社会治理者而言，不是仅懂得“一人之正义”，也不仅是“一时之大义”，而应是“古今之通义”。一个社会如果其统治者或管理者“出义入利”，只为一人一姓之私利，而“人道不立”，那么“其害天下与来世，亦惨矣哉！”
　　
　　进而，王夫之提出了“礼乐为本、衣食为末”的思想。他不同意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李贽：《答邓石阳》）的观点，提醒“有志者勿惑焉”（《思问录》内篇）。他对管仲学派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如果“待其（衣食）足而后有廉耻，待其（财物）阜而后有礼乐，则先乎此者无有矣”，在衣食足、财物阜之前就没有廉耻和礼乐，于是，“可以得利者，无不为也”（《诗广传》卷三）。社会就会成为物欲横流、无廉无耻、无所不为的罪恶世界，这样，物质丰裕又有什么意义呢！王夫之的观点是：“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同上）就是说，不是先有物质生活资料的丰裕而后才会有道德水平的提高，而是应以道德文化去调节物质生活和物质生活资料的增长。充分肯定了道德文化对物质生活的积极指导作用，克服了管子命题的片面性和机械性，是“以理导欲”、“由义”而利、“离义”必害原则的体现。在中国义利观的发展史上又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义利问题被宋儒称为“儒者第一义”，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常常被看作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都需要克服片面的崇义贬利的义利观，但却绝不是要反过来唯利是从，见利忘义。如果一味的鼓励人们追求一己私利，如果各人“孳孳为利”，就必然会“利在则仇亲，利去则亲仇”，致使“世愈降，道愈偷，望其间者愈戚矣。”中国近三十年来，很多人奉行的唯一原则就是利益原则，家庭关系本来其基础是建立在亲情与伦理基础上的，是“有情有义”的关系，但是由于利益追求的膨胀，人们真是撕去了那层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利益，不惜对簿公堂，不惜父母亲子反目，不惜在电视上公开吵架，真是见利忘义，寡廉鲜耻。
　　
　　义利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涉及到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和谐，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永续发展，因此，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也是提高现代国家治理之道。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为了发展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宣传与传播，意在强调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与前提，这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观点，按这种理论，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应该说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道德却并没因此而提高甚至出现了诸多道德沦丧的现象，以此历史经验观之，船山对管子命题片面性的批评，对道德重要作用的肯定就显得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启发。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要用道德为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和原则指导，另外，在人的生活与幸福中，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全社会一味的追求利益而不顾道德，就会出现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的状况。在提高现代国家治理水平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要以德兴国，以德立人。
　　
　　三
　　
　　修养论是任何一种伦理学说和伦理思维的归着点，王夫之也不例外，他特别强调要有独立人格，要重视个人修德厉行、他特别强调好学、力行、知耻在修养中的重要性。他说：“好学、力行、知耻皆秉此以为德。”（《思问录》内篇）“知自好者亦应耻为之。”（《噩梦》）他说：“颜子好学，知者不逮也。伊尹知耻，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善用天德矣。世教衰，民行不兴，‘见不贤而内自省’，知耻之功大矣。”（《思问录》内篇）“知耻者知所耻也”，“故耻必知择，而后可谓之有耻。”（同上）王夫之非常重视廉耻观念，一再强调“士之有廉耻，民之有生理。”（《噩梦》）他对当时的“廉耻风衰，君师道丧”（《黄书·大正第六》）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他愤怒揭露统治者“灭人廉耻”是“败国之纲”。（《噩梦》）如何树立和保持人们的廉耻观念，王夫之提倡“廉耻厉，行检修，学术正。”（《黄书·大正第六》）在吏治方面，则要“抑贪劝廉”，“奖其廉耻”，“用其朝气”。他相信，只要“一以道义廉耻相奖，则人才士风，庶几可改。”（《噩梦》）王夫之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对“故国”“汉家”的文化传统的高度自信基础上的。
　　
　　以船山关于廉耻思想的论述反思当代生活，又深感其思想有切中时弊之功。当代社会要改革发展，但人民群众最不满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官员贪腐甚至是整个世风的贪腐少廉。贪腐带来了全社会的奢糜之风，这都是一种败家子的作风，我们可喜的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上任一年多来，既注重改革发展，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从落实八项规定开始做起提倡廉正之风，从抓贪腐官员入手整顿吏治，这一切都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道德生活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人们要正确解决义利、理欲、公私、群己等关系问题，而且要求主体在心理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荣辱观，如果一个人是非不清，黑白颠倒，好坏不分，荣辱难辨，那也是道德沦落的表现。知耻近乎勇，马克·吐温甚至将人定义为“是唯一知道羞耻的动物”，反观当代社会的道德状况，从主体的角度看，最可怕的就是人们是非颠倒，荣辱不分，寡廉鲜耻。人们把错误的当成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把正确的东西当作了有点奇怪的另类的东西，这才真正体现出了道德在人心中的真正沦落。因此，前些年，胡锦涛同志倡导要对人民进行“八荣八耻”的教育，习近平同志近年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这一切都要最终落实到人们是否形成对道德价值的尊崇敬畏，对不道德之事的羞耻感，这样才能真正在人心中重新建立起是非感、正义感、责任感的道德良心，筑起我们内心的道德长城。因此，我们不仅要从船山重视廉德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加强干部的廉政建设，而且要从其重视耻感思想中吸取营养，加强全民的道德价值观与道德心理建设，不断促进人的道德素质提高，实现以德立人的目标。
　　
　　礼义廉耻的时代价值就是重视道德的当代价值，我们不仅要以忠孝仁爱之内在心性道德去立人，而且要发扬礼义廉耻之外在教化道德的治国、兴国、立人作用，重温船山的相关全面深刻论述，又使我们获得了新的历史认知，我们要重铸民族文化道德之魂，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伟大复兴！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肖群忠，1960年生，男，陕西彬县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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