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王兴国)

　　船山学社成立于1914年6月14日，今年是她满一百岁生日。在当代中国，象船山学社这样长寿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还不多见。回顾学社成立前的学术背景及学社成立之后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百多年来“船山学”的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出船山学社在近现代中国学坛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称颂的。
　　
　　一
　　
　　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于1881年创办的思贤讲舍。早在同治末年，郭氏就有创办思贤讲舍的想法，后来由于他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未及进行。归国后，他便利用省拨公款在长沙市小吴门曾文正公（国藩）祠旁修建了一座固定建筑，既作船山祠又作思贤讲舍的校舍。当时确定讲舍学额20名。郭嵩焘本人及彭丽生、邓辅纶、王先谦、王闿运、杨彝珍等人先后出任主讲。讲舍除了教学之外，还附设了一个禁烟公社。郭氏确定，每年逢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生日，举行纪念集会。在王先谦任主讲期间，学舍还创办了刻书处。1891年，刻书处与传忠书局合并，改名思贤书局。主持书局者先后有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人，出版了60多种版本精良的古籍。
　　
　　回顾思贤讲舍创立前后近代船山学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王夫之争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这是因为，王夫之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生前一直不与清政府合作，隐居著述；逝世后，又由于其民族主义情结不为清政府所容，所以其著作长期刊行不多，其人也很少为学术界所知。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第一次以《船山遗书》的名义刊刻了船山经部著作18种，150卷，但由于印数不多，而且其刻板在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进攻湘潭时被焚，所以这个版本传播不广，影响不大。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合作，一个校勘，一个出钱，又刊印一部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这个版本共收船山经、史、子、集著作56种，288卷。由于曾氏兄弟地位显赫，加之这个版本收集船山著作比较全面，所以它广为世家大族收藏。金陵版《船山遗书》虽然为人们研究船山思想提供了相对丰富的资料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对王夫之的舆论宣传，人们还是不会主动关注和研究船山著作的。在这方面，以郭嵩焘为代表的一批湖南学者做了大量值得称道的工作。他们的这种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多方面论证船山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首先，论述船山在同时代思想家中的地位。早在道光九年（1829），邓显鹤在《楚宝》中就指出：“船山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其志行之超洁，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炎武）、黄藜洲（宗羲）、李二曲（颙）诸老先生相颉颃，而世尟知者。”在《沅湘耆旧集》中，他又说，这种“尟知”的原因，“盖其书之若存若没，湮塞不行久矣。”这是湖南学人最早对船山在同时代思想家中地位的论述，所以邓氏积极倡导刻印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而唐鑑则在这个版本《船山遗书》的序中说：“吾乡王而农先生……嘉庆年间，采入《儒林传》，与顾亭林先生同弁传首。”《儒林传》全称《国史儒林传》，是嘉庆年间阮元任国史馆总辑时所撰。此书将王夫之与顾炎武置于卷首，是因为船山有六种经学著作在乾隆年间收入了《四库全书》，并得到很高的评价，阮元便将王氏视作与顾炎武地位相当的经学家。曾国藩对阮元的这种做法是很赞成的。他说：“夕堂老人（船山）与顾先生（炎武）同为佚老，同入《儒林》，其眷怀故国，忧愤三叹，心迹尤为大同。”就是说，船山与顾炎武对明王朝的眷恋是大体相同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则认为，顾炎武是知道王夫之并且赞赏他的忧国情操的。因为顾氏在听到湖南僧人元瑛谈湖南三十年来事后，曾作四绝句，其第一首为：“共对禅灯说《楚辞》，国殇山鬼不胜悲。伤心衡岳祠前道，如见唐臣痛哭时。”他们认为，这首诗写的就是王夫之。而曾氏的好友欧阳兆熊则说：“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这表明，欧阳氏已经提出王夫之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但是没有具体论证。曾任思贤讲舍主讲的王闿运认为，船山在考据学方面成就虽不及阎若璩、顾炎武等人，但是其民族主义思想比他们要强，所以“凡论种族者皆依托船山。”谭嗣同则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因为在谭氏看来，顾氏的学术传统是继承程、朱，而程、朱则是荀子君统论的拥护者。王闿运和谭嗣同的这些说法，比较明确地说明了船山与顾、黄等人的区别。
　　
　　其次，论述船山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宋明理学是清代官方所承认的学理，所以当时湖南学者在论述船山的学术地位时，必然要论述他在理学中的地位。在这方面，郭嵩焘的论述比较集中。他说：“自有宋濂溪周子（敦颐）倡明道学，程子（程颢、程颐兄弟）、朱子（熹）继起修明之，于是圣贤修己治人之大法灿然昭著于天下，学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来，老师大儒，缵承弗绝，终无有卓然能继五子之业者。……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可见，在郭氏看来，船山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宋代“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之后的第一人。宋明理学又分为濂、关、洛、闽几个学派。“濂”指周敦颐所创立的濂溪学，周氏是湖南道县人，他写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内容深奥，但却为宋明理学奠定了一个宇宙论的基础，所以被后人尊为理学的开山祖。郭嵩焘说：“濂溪浑然，其道莫窺。幸于先生（指船山），望见端厓。”意思是说，只有船山才真正把握了周氏哲学的底蕴。因此郭嵩焘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指船山），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郭氏将船山与周敦颐并列，认为他们一个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一个则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这当然是对船山在理学史上地位的充分肯定。“关”指张载创立的关学，他是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代表。船山在哲学上继承的正是张载的气本论。所以郭嵩焘说船山“尤心契横渠张子（载）之书”，“养气希踪于孟氏（孟子），正蒙极诣于横渠。”“洛”指二程兄弟创立的洛学；“闽”指朱熹创立的闽学，这两派都主张“理本论”。郭嵩焘认为，船山虽然笃守程朱，但是他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就是说，朱熹在某些理论问题的论述上，还不如船山的精密和详尽。因此船山的著作“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可见，郭嵩焘对船山在宋明理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是比较全面和具体的。
　　
　　第三，论述船山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在中国古代，一位著名学者在其身后如果能从祀文庙，是莫大的荣耀，表明他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但是，从祀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例如，清代官方规定：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儒学），传授道统为断。其申报程序，首先要由本省督抚向礼部呈报，礼部经过审核认为符合标准，再报请皇帝批准。早在1851年，当曾国藩还在礼部任职时，欧阳兆熊就曾建议他奏请船山从祀。曾氏答复说，我虽然很想奏请，但是近来的规定是“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光绪二年（1876），时在礼部任职的郭嵩焘写了一个《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建议朝廷责成湖南巡抚、学政开具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向朝廷题奏。郭氏在奏疏中指出：“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所谓“笃守程朱，任道甚勇”说明王氏的著作的确是“阐明圣学，传授道统”；而所谓“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则是说明王氏在传授道统的过程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可是，礼部的官僚却根据《四库全书》对船山经学著作“得失互见”的评语，以船山“著述太繁，纯驳互见”为由驳回了郭氏的奏请。为此，郭氏感到十分伤心。1895年，湖北学政孔祥麟根据两湖书院学生的呈请，又写了一份《拟请从祀文庙疏》，会同谭嗣同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兼署理湖广总督的谭继洵上奏。疏中除论述船山从祀的理由外，还驳斥了部臣在拒绝郭嵩焘奏请时根据《四库全书》的评论说船山著作“纯驳互见”的观点，认为这“未足为夫之累也。其国朝先儒如孙奇逢、陸陇其、陸世仪等著录《四库》之书，亦多纠正之处，礼臣知其无碍大醇，故均不废其从祀；况夫之所著尚多，精于（《四库》）已著录及存目者乎？”就是说，上述那些被《四库》批评过的作者，不是也能从祀吗，为何要苛求王夫之呢？奏疏还特别指出：“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屋，前由武备之废驰，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辨之綦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从湘军战功之由来，进而论证了船山著作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个奏疏还是被礼部以同样的理由驳回。1908年，时任监察御史、后在民国时期出任过船山学社社长的赵启霖又写了一份《请三大儒从祀折》。“三大儒”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赵氏除了在奏折中详细论述了此三人从祀的理由之外，同时还代都察院起草了一份《会议三儒从祀说帖》。帖中对礼部否定三儒从祀的理由进行了系统批驳：“诚以升祔文庙，典礼至钜，不能不格外谨严。惟古今品诣，自非圣人，孰能纯全无疵？而历代从祀诸儒，学派攸分，亦不必拘于一格。汉以前主传经，而箋疏或有舛漏，宋以后主卫道，而宗旨或有参差，经后人订正辩驳者颇多。要之，既翕然群推为大儒，自不能以一二小疵，谓其不宜跻两庑之列。且《四库提要》所纠者，系就本书以品评，非综生平而论断。从前祔祀诸儒，其著述见于《提要》者，殆无不有纠正之处，于大体固无伤，于从祀固无碍也。”赵氏所述之理由是充分的，所以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钦此。”经历了整个光绪一朝的关于王夫之从祀文庙一案，终于有了最后结果，这标志着船山的学术地位最终为官方所承认。
　　
　　二
　　
　　辛亥革命后，思贤讲舍停止活动。时任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司长的刘人熙建议利用思贤讲社原址，创办船山学社。经过北京政府的批准，湖南省政府每年从国税项下拨发四千元，使船山学社得以于1914年6月正式成立并开展活动。
　　
　　从学社成立至1951年6月停止活动的37年间，担任学社社长者，先后有刘人熙（总理）、彭政枢、廖名縉、石广权、何叔衡、贺民范、萧仁锋、傅绍岩、赵启霖、黄昌年、周逸等。这些年间，学社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其一，搜集和刊印船山未刊遗书。主要有《箨史》、《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搔首问》等。其二，编辑出版学报。1915年至1917年共出《船山学报》8期；1930年又出版《船山杂志》7期；1932年至1938年出版《船山学报》15期。其三，先后办过船山大学、船山中学和船山小学。其四，开讲演会。学社设哲学、政学和文学三科，每科设主讲一人，分别就船山著作或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宣讲。其五，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船山生日，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回顾民国年间船山学社的活动情况，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当时政治形势影响，学社活动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社创始人的政治担当意识特别鲜明。在学社的创立时期，国内政治很不稳定，袁世凯在政治上不断排斥异己，强化其专制统治；在舆论上则大肆鼓吹尊孔，并且亲自祭孔。1914年，刘人熙所写的《竹枝词》中，对袁世凯所派湖南查办使汤芗铭在1913年屠杀湖南参加“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一事，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去年今日忆长沙，袁兵袁将虎张牙。将军晋爵兵双饷，杀尽冤家做帝家。”表明刘氏已经识破袁氏的称帝野心。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5月9日袁世凯签订了这个条约的修正案。为此，时任大总统府政治谘议的刘人熙向袁世凯上了一篇《救败九策》。在第一策“定国是以振朝气”中指出：“民国既建，遗大投艰，元首之责任，非汉祖唐宗之克堪也。进则与世界群雄握手于珠盘玉敦之上，退则与满蒙回藏提携保抱，同轨同文同伦，发越无上之文明，在贯以公仆之肫诚，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一洗专制世及之私，上追放勋重华，开中天之景运。”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刘氏反对袁世凯“专制世及之私”的妄想。在第二策“绝猜疑以通众志”中，刘氏要求袁世凯“准公私团体开五九纪念会，下半旗以表卧薪尝胆之真心……不曰五七纪念而曰五九纪念者，五七者人屈我，五九者我屈于人也。苟国防固，国力强，孰敢侮予？”此策的第三至第九分别为“联疏逖以尽贤才”、“开民厂以利军械”、“缓兼营以举要政”、“奖忠直以惩迎合”、“屏浮华而采民誉”、“尊师道以叙人伦”、“适国情而为损益”，为袁世凯如何卧薪尝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刘氏在此策的最后劝告袁世凯：“雪已往之奇耻大辱，立将来之盛德大业，事在卧薪尝胆勉强行之而已，慎无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当时袁世凯利令智昏，一心迷恋帝位，根本不可能接受刘人熙的策论，最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船山学报》的编者在发表此文的按语中说：“蔚庐先生《救败九策》，盖因四年五月七日日本要盟时发愤之所作。令袁氏知此，何至一败涂地？”这说明刘人熙当时是真诚地想帮助袁氏改正错误的。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政治担当意识，所以刘氏在1915年8月出版的《船山学报》创刊号上所发表的《船山学报叙意》中明确地指出：“《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从而明确地宣示了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的爱国主义宗旨。文中在分析国内政治形势时动情地指出：“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陵，人人有亡国灭种之惧。”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所以刘氏要创立船山学社并发行《船山学报》，以宣传船山之学。因为“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不侫湘产也，在湘言湘，愿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这就清楚地阐明了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的鲜明政治立场。
　　
　　其次，船山学社的主要领导人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办湖南自修大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并导致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何二人都是船山学社的积极参与者，何氏还曾出任学社社长。“一大”之后，他们便想利用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人才。此时任学社社长的是贺民范（1866－1950），他在五四前后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贺氏是1920年年底接替何叔衡出任学社社长的，他对毛、何等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设想表示积极支持。经过一翻曲折，湖南自修大学于1921年8月正式成立。毛泽东所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宣称，自修大学的教学宗旨是“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自修大学的校长由学社社长贺民范兼任。学校设有文、法两科，开设多种课程，学员可以自由选修。学员不受学历限制，共有30多人，主要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传、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自修大学还附设补习班，初办时有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114人。这些学员中后来不少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1922年底，自修大学邀请李达出任学长。李达经常向学员作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还出任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的主编。1923年11月5日，湖南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封闭，船山学社随之也停止了活动。大革命期间，船山学社社址成为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址。在1927年5月21日的“马日事变”中，湖南省农民协会办公室被许克祥军队捣毁。所以，二十年代的船山学社本身的社务基本上是停顿的。
　　
　　第三，在20世纪30年代的湖南读经运动中，船山学社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与当时湖南省长何键的提倡分不开的。何氏从1928年开始便极力倡导尊孔祀孔，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到1934年全国大规模的尊孔祀孔开展后，他便公开倡导读经。船山学社在1932年改组后聘请何键任名誉董事长。为了配合何键提倡的读经，学社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在全省范围内发表季课获奖征文，分经义、治事、词章三类命题，各界人士皆可参加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奖金由何键提供。何氏还亲自对获奖论文进行总评。二是举行有关经学的演讲。仅1934年就多达41次。三是恢复出版《船山学报》。学报刊载了船山学社的演讲，特别是大量刊载或转载何键关于读经的演讲，并且将季课获奖征文发表。过去，人们在论述何键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倡导读经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用儒家思想来规范人心，纳民于轨物，重新整合湖南各种社会势力，建立起统治湖南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政治上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从三十年代文化大讨论这一学术背景来观察，就不难发现，其中包含有解决向西方学习与保持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关系的企图，也就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和发扬民族精神。例如，何氏1937年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拟请明令学校读经以发挥民族精神而实现总理遗教案》中，开篇就指出：“查列强制政立教，莫不因其传统之精神与特殊之文化，以定百年之大计，确保优点，民志不摇，故能取人之长，共成其美。夫列国精神文化之不能尽同，其环境与历史使之然也，然无碍于强也。迫而尽同，则印度、安南、朝鲜而已。我国家特殊之文化安在，我民族传统之精神又安在？不问而知，其为孔孟之经训，所谓固有道德是也。”何氏将中国传统之精神完全归结为孔孟之经训固然有以偏概全之弊，但这段话却明显地反映了他提倡的读经运动时，对当时文化大讨论所涉及的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和发扬民族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自觉。还必须看到，何键倡导读经并不是象一般武人那样的政治投机，而是深植于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比较扎实的传统文化的根柢。他在青年时代于1906年考入存古学堂读经三年，奠定了比较系统的儒学基础。以后他虽然投笔从戎，但对儒家经典的阅读从未中止过，即使当上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之后也是如此。从湖南省档案馆收藏的1931年到1932年的何键日记看，他每天都要抽出1至3个小时来读书。如1931年3月，他开始读《大学恒解》、《周易恒解》等书。《大学恒解》、《周易恒解》是清代四川学者刘沅（字止唐，1767－1855）的著作。刘氏在长期从事对儒家经典的教学和研究中，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恢复其本来面目。因此，他除按自己的观点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详细的注解外，还对一切他认为不合孔孟原旨的思想言论都加以辨正，以辟流传之误。何键1934年4月1日在船山学社讲演《先进于礼乐章》时说过：“我近两年来，抄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多取朱子《集注》，及刘止唐（沅）先生《恒解》。对于先儒讲解精确处，一句一字，都不移易。若实有可议之点，为探求真理起见，则亦未便附和雷同，致失圣言本意。”这表明，何键受刘沅的影响，在解经时力求准确理解原意，对于他认为有违圣言原意的解释，决不苟同。就是在这次讲演孔子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时，何氏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朱熹“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的解释。他说：“先进后进，不是名词。先后是时间的次序，以担任国家职务时为阶段，以前谓之‘先’，以后谓之‘后’。‘进’乃登进、升进之意。所谓‘先进于礼乐者’，谓其人在未出任之先，已成就一副治国安民的真本领，拿出来就合用，并不要临时去阅历或练习。……所谓‘后进于礼乐者’，言其人既已身居高位，不以富贵骄人，仍能礼贤下士，梦寐求才。”何氏的这种解释，是否是他的创见，还有待考证，但与现代通行的解释是一致的。所以在评论何键提倡读经的政治倾向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他对经义阐释中所包含的学术价值，以及他倡导读经时要求人们学以致用的真心。
　　
　　在抗日战争期间，船山学社社址先后两次被日本飞机炸毁，在此之前学社的图书转移至湘潭农村，无法开展正常的社务活动，但社长周逸和在湘潭的部分社员，继续坚持宣传船山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鼓励人民坚持抗日。
　　
　　三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备纪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省学术界人士倡议恢复船山学社。学社于1982年5月8日正式恢复，吴立民、王兴国先后任社长。由于船山学社原址在50年代重建后成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划归长沙市文物部门管理，所以恢复之后的船山学社挂靠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办公，2006年以后改为挂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和衡阳师范学院。学社成立初期没有固定的经费和专职的工作人员，挂靠衡阳师范学院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恢复后的学社做了不少工作：一是积极组织社员参加《船山全书》的资料收集和编辑整理工作。二是与省内外一些单位合作，先后召开了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300周年、310周年、320周年以及诞辰390周年等大型学术讨论会，还举办过多次小型专题讨论会。三是于1984年恢复《船山学报》。学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船山学社主办，每年出版两期，至1989年共出版14期（包括两期专刊）。1991年，《船山学报》改名《船山学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单独主办，但是学社的成员还是积极配合省社科联办好学刊，或参加部分编辑审稿工作，或为学刊撰稿。
　　
　　由于学社的恢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影响学术界的“左”倾思想逐步得到克服，所以这个时期学社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学术性大大增强，把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面、科学、系统的阶段。
　　
　　所谓“全面”，指对船山开展全方位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强了对船山的生平资料和著作的全面搜集和整理。1982年10月，学社从王船山12代孙王鹏处，得到了一个王敔所写的《姜斋公行述》手抄本。此抄本较通行的《行述》多1899字，为研究船山政治态度和自然哲学、人生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在《船山学报》恢复出版之后，学社号召成员注意收集船山佚著佚文，虽然没有发现新的成部佚著，但是收集了数十篇佚文、佚诗，它们大多在《船山学报》发表，后来又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5册。学社成员在协助岳麓书社校点和整理编辑《船山遗书》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藏以及新收集有关王船山著作的一批手抄本，改正了金陵本《船山遗书》为了避讳或其他原因所作的删节、篡改，从而尽可能地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为学界研究船山思想提供了一个至目前为止最完整准确的版本。其次，对船山思想开展多学科协同的全面研究。王船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著作涉及面十分广博。过去，人们对船山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哲学、经济、历史、诗歌等领域，且多为论文，而少专著。学社在筹备几次大型船山思想的学术研讨会的过程中，组织和联系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船山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船山的家世、生平、著作以及哲学、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经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宗教思想、易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心理思想、文学思想、文字学思想乃至注释学思想、编纂学思想、环保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研究成果出现，有的发表了论文，有的则出版了一种以至数种研究专著。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船山生平及思想研究的著作，达数十种。第三，各方面的研究力量的全面协同。船山不仅是一位国家级的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师。深入研究船山，既是湖南学者的责任，也是全国学者的责任，同时还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的支持。早在1962年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由湖南、湖北两省学者共同发起的。船山学社恢复后，在多次组织大型船山学术研讨会的过程中，都得到以萧萐父先生为首的湖北学者的大力支持，或联合发起，或分工撰写论著。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史学会对船山研究也特别支持。1982年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出席，并就如何搞好船山研究发表了重要意见。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会长陈来、副会长郭齐勇，也多次对船山学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宝贵意见。在国内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支持下，各省市的许多专家学者，也为船山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学社与香港、台湾的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许多港台学者不仅多次参加学社召开的船山学术研讨会，而且在1993年6月由台湾辅仁大学与台湾中国哲学会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还邀请了学社多位成员参会。学社在与国外研究船山的学者也建立了广泛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有日本、前苏联、美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等国的学者，或来湘访问船山史迹，或与学社成员座谈，或参加船山学术研讨会，或提交论文。2011年1月，学社成员9人在执行社长刘沛林教授带领下赴韩国参加了“王夫之思想与《四书》和现在”国际学术研讨会。
　　
　　所谓“科学”，指在船山研究中更加注重方法论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克服船山学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缺点。蔡尚思先生在《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一文中曾列举过去船山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未暇读其全部遗书，不先掌握其重要资料，就以偏概全，多所臆断的问题；间接读书，人云亦云的问题；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问题；缩小缺点，夸大优点的问题。尽管当时对蔡先生文中所批评的个别例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觉得此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带有方法论的普遍指导价值，所以将它发表在复刊后的《船山学报》第1期，想以此警示人们：在船山学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认真阅读船山原著，掌握有关问题的全部资料，从而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其次，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由竞争而进，真理以比较而明。学社恢复以后，我们在《船山学刊》就船山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组织过争鸣：一个是关于船山启蒙思想的讨论，一个是关于船山与宋明理学关系的讨论，一个是关于船山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评价的讨论。这些争论虽然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推动船山思想研究的深入是有促进作用的。第三，注意引进新的研究范式。船山虽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过去，我们研究船山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用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哲学引进的“范式”，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几大块，然后对号入座，将船山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这种方法对于理解船山哲学思想的内涵和派别属性、对于人们将它与比较熟悉的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是较为方便的。但是也有其弊端，就是容易忽视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体系及其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有见于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种方法表示质疑，甚至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结束，但却使人们认识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不应该是固定在某种“模式”或“范式”之中，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继续用不同的西方哲学范式来“格义”中国哲学，也可以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还可以用现代西方的现象学、诠释学给我们提供的新视域，结合中国哲学文本的特性，对有关的概念、范畴进行解读和整理。陈来教授在我们特约的一篇文章中说：“船山研究目前面临着重要的转机，这就是在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适时地寻求‘典范的创新’，使船山研究的范式与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步地迈进。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单一的辩证法、唯物论的问题意识，向更广阔的儒学思想史的视野发展，在深入、具体、内在地研究船山的经典诠释基础上，全面、客观地理解船山思想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而陈来教授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就是对西方引入的诠释学具体而微的实践，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映。这说明，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是有可能使船山研究出现新生面的。
　　
　　所谓“系统”，指把船山研究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具体来讲，就是构建一个新的学科——“船山学”。“船山学”之名至少已经出现了一百多年，但是将船山学作为一门和“朱子学”、“阳明学”一样的独立学科来进行研究，则是在1982年王船山学术研讨会上，最早由方克立教授提出来的。他说：“船山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遗产，而且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王船山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现在各国学者要召开‘国际黑格尔学大会’，‘国际朱子学大会’，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的船山学者也会坐到一起来，召开国际船山学术会议，共同发掘船山学说中所蕴含的思想宝藏。”自从1982年会议之后，“船山学”的概念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共识，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2006年，船山学社与衡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曾专门就如何构建船山学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讨论中有“广义船山学”和“狭义船山学”之说。笔者是主张“广义船山学”的，并且认为“广义船山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13个方面的内容：1.船山的生平、行迹、事迹研究；船山历史遗迹、文物的保护研究；2.船山的家庭、亲属和师友以及他们对于船山的影响研究；3.船山著作的写作和刊刻、出版情况的研究；船山著作佚文的收集和整理；4.船山各方面学术思想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船山生平和学术思想研究中有争论问题的研究；5.船山思想渊源、影响及其在世界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和湖湘文化史上历史地位的研究；6.船山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研究；7.船山思想现实意义的研究，除了船山思想品德的现实意义的研究之外，还应包括船山历史遗迹文物及船山学、船山学社品牌的开发利用研究；8.船山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各阶段历史特点的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一些对船山学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及有代表性著作的研究；9.从思贤讲舍、船山书院到船山学社等有关船山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的研究；10.从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到当代的《船山学刊》，包括《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专栏的研究；11.国外及港台船山学的情况及其特点的研究；12.船山思想和著作的普及推广的研究；13.船山学的未来发展和展望的研究。回顾一下船山学社恢复活动以来船山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船山学”的雏形已经初具。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4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王兴国（1937－），湖南株洲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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