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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方面定义了何谓经济新常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降至7%左右，显然是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成功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理性选择。
慢下来的GDP，意味着我们将要追寻一种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有权不可任性”是对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阐释：政府权力做的是“减法”，增加的市场活力却是“乘法”。跟随近年来不断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节奏，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另一方面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也要接得住、管得好。
就像地方政府对落后产能与污染大户的不断补贴，是破坏市场正常淘汰机制，让环保技术创新与清洁能源发展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权力的任性而为，即使出于好心往往也会办坏事。想咋办就咋办，或者想不办就不办，利用手中权力牟取私利，干预市场秩序，破坏资源分配，享受审批之笔的快感，凡此种种，都是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要让权力不任性，就要规范权力运行，通过制定权力清单、细化信息公开、强化公众监督等方式，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权力任性在很多时候或多或少与腐败相关。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为了避免腐败嫌疑，将严守规定、不违反纪律，异化成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之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则是“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为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治理“庸官懒政”—“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如果说“反腐风暴”主要针对官员“胡乱作为”，治理“庸官懒政”则是主要针对官员“不作为”。懒政怠政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态度，更会导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让“改革方案的含金量”无法展示，让公众不能产生“更多获得感”，从而严重影响改革效率，降低政府公信。
因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所以有权不可任性，因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所以有责不可懒怠。一面规范权力运行、杜绝权力任性，一面治理“庸官懒政”、惩处为官不为，这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既不容忍贪官也不容忍庸官，既要求廉政也要求勤政，惟其如此，才能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