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9岁的常志强亲眼目睹了父亲和弟弟被日军枪杀，姐姐被奸杀，又看到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2岁的小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死去。常志强惊吓过度，昏死过去，这才得以幸存。

　　 常志强在家中回忆亲人被日军杀害的情形（左上，11月26日摄）；常志强在自己家中看报（右上，11月26日摄）；常志强在南京小王府巷指认当时亲人被日军杀害的地点（右中，12月1日摄）；常志强和女儿常小梅在家祭中向当年遇难的亲人献花（左下，12月7日摄）；纪念馆“哭墙”上刻有常志强遇难亲人的姓名，常志强本姓戴，后改姓（下中，12月7日摄）；外孙李帆超（左一）、儿媳夏桂芳（左二）、重孙姚思远（左三）、常志强以及女儿常小梅（左五）、女婿李贵清（左六）在“哭墙”前合影（右下，12月7日摄）（拼版照片）。

　　 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

　　 80岁的佘子清出生在南京夫子庙。在77年前的那场浩劫中，佘子清的母亲佘赵氏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他逃到美国大使馆门前，头上被日本兵砸了一枪托满脸是血，逃进大使馆才躲过一劫。佘子清在家中讲述自己当年逃难幸存的经历（左上，12月8日摄）；佘子清在自家小区楼下和邻居闲聊（右上，12月8日摄）；佘子清在展示自己在纪念馆当讲解员时的照片。自2004年3月起，老人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起了志愿讲解员。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佘老始终坚持，讲解时间超过3000小时（右中，12月8日摄）；佘子清在南京西康路原美国大使馆前回忆当年被日军用枪托砸伤头部的经历（左下，12月8日摄）；佘子清在纪念馆家祭时诵读祭文（下中，12月4日摄）；女儿佘瑾（左一）、佘子清、老伴王玮玉（左三）、女儿佘珏（左四）在纪念馆“哭墙”前合影（右下，12月4日摄）（拼版照片）。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

　　 当年13岁的伍正禧和全家人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凶恶的日本兵将其二哥和表哥、表叔抓走并枪杀。他的爷爷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伍正禧在讲述当年爷爷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情形（右上）；伍正禧在展示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左上）；伍正禧在家中撰写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的经历（左下）；伍正禧在南京丹凤街指认当年自家的所在位置（下中）；伍正禧和儿子伍必亮在南京家中合影（右下）（拼版照片，11月27日摄）。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

　　 1937年，14岁的陈广顺居住在南京城郊的汤山西岗头村。1938年春节，日军到西岗头村搜刮食物，陈广顺和村民们被突然进村的日军带到村小学球场集中。他伺机逃脱捡回一条命，而村里却有35人遇难，其中包括他的三哥陈广寿。陈广顺在家中讲述当年死里逃生的经过（右上）；陈广顺和女儿陈锡红在自家院子里（左上）；陈广顺在自家院子门前过道里休息（左中）；陈广顺在展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左下）；陈广顺女儿陈锡红在西岗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2006年，当地村民们自发在35名遇难者丛葬地立下此碑，以表纪念（下中）；陈广顺在自家阳台上（右下）（拼版照片，11月28日摄）。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

　　 99岁的孙富祥是纪念馆登记在册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幸存者。1937年，22岁的孙富祥在南京新街口一个服装铺做裁缝，他三次从日军手下死里逃生。其中一次被日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导致右耳失去听力。如今，孙富祥居住在南京瑞金路一栋临河的老楼中，行动不能自理。面对来访者，老人已无法说话。孙富祥老人在家中（左上）；孙富祥老人在儿子孙杰的搀扶下艰难行走（右上）；既是徒弟、又是儿媳的唐巧珍喂孙富祥老人喝水（右中）；用放大镜看报成为孙富祥老人日常生活中的唯一喜好（左下）；孙富祥老人在展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下中)；孙富祥老人和儿媳唐巧珍（左）、小儿子孙明（后中）、大儿子孙杰（右）在家中合影（右下）（拼版照片，12月9日摄）。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

　　 1937年，正在读四年级的12岁少女杨翠英，跟随父母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躲进大方巷难民收容所。12月14日中午，日本兵冲进了她家藏身的难民棚，将父亲和舅舅当做中国俘虏兵强行抓走，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杨翠英剃光了头发，脸上抹了锅灰，艰难存活了下来。杨翠英在南京家中（右上，12月5日摄）；杨翠英为遇难亲人折叠“银元宝”（左上，12月5日摄）；杨翠英回忆当年亲人遇难的情景，悲伤不已（左中，12月5日摄）；杨翠英在女儿陪同下祭奠当年遇难的亲人（左下，12月2日摄）；纪念馆“哭墙”上刻有杨翠英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营的名字（下中，12月2日摄）；杨翠英在南京傅佐路12号指认当年自己与家人避难时的地点（右下，12月5日摄）（拼版照片）。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举行家祭活动。77年的沉痛记忆在幸存者的祭奠中再次集中呈现。家，于幸存者，一半在纪念馆刻满黑体姓名的“哭墙”上，一半在记忆缠绕的现实生活中。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迄今已77周年，即使当时最小的幸存者也有77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自2014年1月至今，至少已有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人数逐年递减。记者近日走近这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亲历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访他们亲人遇难的地点，感受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痛，用影像见证他们的“幸存记忆”。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沈鹏 李响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