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我叫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在新路口5号，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被日军杀害，我和妹妹是被人从死人窝里拣出来的两个孩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

　　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我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就这样，我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善。1954年，我与张鸿章结婚，我们有3个孩子。

马吉拍摄的夏淑琴家受害后的现场照——采自（德）《拉贝日记》，本照片由约翰 马吉牧师（美）拍摄，约翰 拉贝保存（1）。

　　马吉拍摄的夏淑琴家受害后的现场照——采自（德）《拉贝日记》，本照片由约翰 马吉牧师（美）拍摄，约翰 拉贝保存（2）。

1994年8月13日，本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日本千叶集会上。

　　1995年8月13日，日本歌唱演员、电影演员李香兰（大鹰淑子）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夏淑琴老人。

1997年12月13日，夏淑琴参加“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0周年仪式”。

1998年12月24日，夏淑琴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参加香港学生大使“爱我中华、建树香江”华东交流团开营仪式。

1999年9月16日上午，夏淑琴参加“南京专家学者声援李秀英东京诉讼座谈会”。

　　2000年11月28日，夏淑琴与朱成山馆长等人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支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依法维护名誉权”新闻发布会。

2001年12月11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翠萍、夏淑琴（右四）、骆中洋（右三）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证言集会。

　　2004年9月15日，夏淑琴诉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展転社名誉损害案在玄武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朱成山馆长等人到场观摩。

2006年6月，南京有关方面组织“应诉团”，陪同夏淑琴赴日本打官司。图为夏淑琴等人进入东京地方法院。

2006年9月12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知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会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姜根福。

2007年8月10日，幸存者夏淑琴前往日本参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举行的和平集会。

2009年9月，夏淑琴被中共南京市委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人物”称号。

2011年4月9日，朱成山馆长去南京东郊白水家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家走访并作口述史调查。

2012年12月16日，夏淑琴在日本东京参加证言集会。

图为2008年夏淑琴老人8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