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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脱离现实语境，《不动产登记条例》与“反腐利器”之间，应该是“隔行如隔山”的。但是，对《不动产登记条例》与“反腐利器”之间联想，不仅是街头巷尾好事者的窃窃私语，而且是一种敏感的舆论反响——觉得“对于通过贪腐拥有多套住房的官员，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将给他们带来压力。”然而，就“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这一规定，想通过不动产登记来实现反腐是不现实的。况且，这根本就不是实行不动产登记的初衷。
《不动产登记条例》是通过强制性登记，形成一套完整的、全国联网的数据库，为今后的不动产交易提供服务。对普通公民来说，无论贫富多少有一点不动产，通过不动产登记，可以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建造的房屋，一直没有到房管部门登记，但房主依然享有对房屋的权利。当房产信息进入数据库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府进行违法强拆。
当然，这也可能是为征收房地产税做准备。因为，从各方面释放的信息看，房地产税开征是必然的，但一直没有征收，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没建立起来。这些都应该是有关人们切身利益的政策动向，但为何没有引起人们对此的极大关注，反而去对诸如“不动产统一登记是反腐利器吗？”“普通人可查‘房姐、房爷’吗？”“不动产登记会导致集中抛售吗？”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样的舍本求末简直有点“舍生取义”了。
然而，在《不动产登记条例》与“反腐利器”之间产生的“发散性思维”，足以证明正常的社会监督在渠道和途径上的逼仄。这种类似于“捡漏”的侥幸心理，正是由于制度监督的缺失和滞后造成的。其实，试图将《不动产登记条例》当做“反腐利器”，是公众对要求官员财产申报的退而求次。可惜，哪怕《不动产登记条例》尽善尽美，却无法成为“反腐利器”，可能连“捡漏”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因为，即使不动产登记全面完成后，对个人房产信息，只有“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查询的权利；即使从反腐角度来讲，官员的房产无论登记在哪里，有关部门都可以去查，但如果贪腐官员将不动产登记在亲属、朋友名下，反腐部门查询起来难度还是较大。
但是，若能看到由《不动产登记条例》引发的社会情绪，那么在后续的相关政策的中，如何满足公众对反腐败的迫切心愿，应该作为制度反腐的动力。就如曾提出过“官邸制”的汪玉凯建议的，“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不是为了反腐，但和官员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结合起来，将对贪腐官员产生威慑力。”《不动产登记条例》不是“反腐利器”，但可以作为“反腐利器”的设计思路。希望看到《不动产登记条例》的“升级版”。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