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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原文基础上加上一个程度副词“稍”字,是朱元璋有意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一字之更改,足以博取百姓的同情、体谅和支持。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稍”字,在意思表达上也无伤大雅,可天下高人众多,也便很容易看出太祖皇帝是否已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否喜欢一味的歌功颂德、逢迎拍马。这样高明的建议居然出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朱元璋之口,不但大出所有人意料,也让这位鄙睨天下的大才子刘基顿感惶恐,再也不敢在皇帝面前恃才放旷了。
刘基的尴尬就在于行文之中忽视了“张弛有度、留有余地”的重要,把话说得太满,自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朱元璋虽然几近“文盲”,但人情练达也成章。行文历来讲究“信、达、雅”,其中“信”字是首要的。无度的吹捧、肆意的贬损皆易失掉“信”字,让“伪”有机可乘。写时事评论也是如此,高明的写手往往善于在字里行间留有余地,给自己埋伏下退路,使得行文既严谨贴切、更加符合实际,也规避了潜在的风险,以免惹祸上身。
比如,有位知名时评写手在批评党内腐败时,谈及“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往的‘有钱乱办事’的劲头”,笔者建议其改为“对于某些党员干部来说……”。可能作者写作时忘记加上程度副词“某些”,但在这里“某些”一词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了“某些”,批评就会“扩大化”,就会犯以偏概全、“一竿子扫翻一船人”的低级错误,无辜者难免会“躺枪”,整篇文章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措辞失色不少。
可见,时评人行文不注意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也就意味着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于是那些初涉时评者总是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动辄用词过猛:褒扬过度则有溜须之嫌,贬损过度也“骂街”之感,这样的文章难免有“死稿”之虞。
尤其是“假新闻”泛滥的当下,写时评尤其须谨记,记得在合适的位置加上“如果报道属实”、“如果所言非虚”之类的衔接词,不要小看它,关键时刻这些词汇可能会成为“救命稻草”。
避免行文陷入形而上学、绝对化的尴尬,严谨贴切、褒贬有度、留有余地,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不少”、“某些”、“或许”等语素,不仅不会削弱观点的说服力,还会让您的文章收放自如、充满张力,这些经验之谈,是作品日渐成熟的标志,也是时评人走向理性的阶梯。
文/胡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