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在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中国将迎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经济时代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人们的休闲时间会大幅增加，休闲时间能占到40%到45%；第二，时间更长远一点，到2030年，我们的GDP大约有50%来自于休闲产业；第三，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有50%用于休闲消费；第四，我们的国土有二分之一的面积用于休闲。”
　　
　　8月20日，以研究休闲、休闲生活和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努力倡导休闲生活，号召人们积极转变观念，去有意识地放慢生活节奏，去尝试生活方式的休闲化。
　　
　　几千年来，勤劳、勤奋、勤俭一直被视为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而闲人、懒人往往是传统道德批判的对象。而王琪延却为休闲正名，这是一种很新的思想观念。他如何看待勤劳、勤奋、勤俭与休闲的关系？他如何解释休闲、休闲生活和休闲经济？他如何预言休闲生活在中国的发展？他本人又是如何实践“休闲”这一概念的？
　　
　　“休闲”教授忙里偷“闲”
　　
　　燕赵都市报：您是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倡导休闲生活、休闲经济，而且，您在生活中也实践着“休闲”一概念，据说您虽有驾照却很少开车。请您谈一谈，您在生活中是如何实践“休闲”这一概念的？
　　
　　王琪延：从我个人来讲，我虽然是研究“休闲”的，并不是特别休闲。因为作为学者，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往前推进。有时候，要辩证地看待一件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是一种休闲。比如装修，我要花钱雇人来装修，这是买了装修工人的劳动，对工人来讲是工作。但换一种方式，我自己动手装修，自己动手设计，这可以看做休闲。我喜欢搞研究，这当中也有许多乐趣，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做是休闲。从我本人来讲，我尽量把节奏放慢一些，比如地方政府邀请我去做规划项目，或者去做一些咨询项目，我故意多安排一天，把时间放缓一点儿，去享受一点儿休闲生活。
　　
　　你讲到我几乎不开车，确实是这样，我十几年前就拿到驾照了，但很少开车。我认为，做事的时候有个专业分工吧，我们要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不了的事情，或做不好的事情，就不要去做。我在生活中有几个关于休闲的观点，第一，休闲是一种个人体验，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看做是休闲，也可以看做是工作，看你喜欢不喜欢做这件事情；第二，有意识地去放慢自己的生活；第三，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分工，做自己能做、能做好的事情，不做自己不能做或做不好的事情。比如，开车不是我的长项，虽然我了有驾照，但我很少开车。
　　
　　勤劳、勤奋、勤俭与休闲不矛盾
　　
　　燕赵都市报：几千年来，勤劳、勤奋一直被视为我们的传统美德，您倡导休闲生活、休闲经济。您如何理解勤劳与休闲的关系？
　　
　　王琪延：勤劳、勤奋，还有一个词，勤俭，这三个概念是一组词汇，从字面上看，它们是与休闲背道而驰的，但实际上要辩证去看待这个问题。首先，休闲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形成的。当我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我们要适当地放慢我们的生活，转变一下生活方式；当你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你不会去考虑休闲问题。其次，勤劳、勤奋是辩证的，该做事的时候，要敬业，要勤奋，要勤劳；做事之外的时间，要充分地去享受休闲生活。第三，把自己的工作转变成一种爱好，你要喜欢做你的工作，换句话，人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工作可以看做一种休闲。
　　
　　再说说勤俭。勤俭是有限度的，实际上，休闲生活并不反对勤俭，恰恰相反，休闲提倡的是一种简约，简约的生活、不繁杂的生活才会给人带来休闲。勤俭与休闲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2030年，工作四天休三天
　　
　　燕赵都市报：您如何理解“休闲、休闲生活、休闲经济”这些概念？
　　
　　王琪延：人们在休闲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休闲，也可以称为休闲活动。休闲生活是指生活方式的休闲化。在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秋收夏收时节虽然很忙很累，但农闲的时间也很长。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生活节奏大幅加快，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人变成了一种工具，我们生活的轴心就是工作。生活方式的休闲化是指，未来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将以休闲为轴心，以玩为轴心，工作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休闲。
　　
　　三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讲过，休闲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换句话说，你不休闲，你不是完整的人。玩都不会，你怎么是完整的人呢。亚里士多德还讲过，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三千多年前的哲人讲过这个话，到现在的人未必能理解，怎么休闲成了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实际上，人之初，性本玩，人生下来就爱玩。
　　
　　不过，休闲一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有物质做基础，你才能休闲；否则的话，你连饭都吃不上，你玩什么呀。一切是建立在劳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依赖于先进的设备，这样的话，你才能有时间去玩。北欧一些国家，人们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再缓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我预计，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轴心可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还不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高端的经济形态，是必须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大家都认为，农业、工业与休闲没有关系，其实，也有关系。举个例子，大同煤矿大量开采煤炭，煤炭价格下降了，一吨煤只卖一百块钱，现在呢，煤矿把采煤的巷道整理出来，建成博物馆一样供人参观，不同煤层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挖煤怎么挖，近代挖煤怎么挖，现在挖煤怎么挖，都可以看到。下去一个游客，一张门票是一百块钱。你看，是生产一吨煤划算呢，还是让一个游客下去观光划算？农业也是这样，现在许多地方发展观光采摘园，游客自己动手采摘的价格比家门口市场上的售价还贵。我经常把经济分为劳动型经济和休闲型经济，劳动型经济以生产劳动为主，而休闲型经济则提供休闲。
　　
　　懒人有理，过劳可耻
　　
　　燕赵都市报：您在一个会议上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06年曾举行一次世界懒人大会，这个会本来规定是3月16日，后来大家没到，陆陆续续都来得很晚，最后没办法是18日开，开了三天，搞了十条宣言，第一条，别人能干的事自己不做；第二条，能明天做的事今天不做”。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琪延：这个故事确实有，报纸上也登过，这个故事传递的不是负面信息。这是以休闲为轴心的生活方式，他们提出，能明天做的事今天不做，而我们提倡，能今天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我们古代有《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们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明日歌》的。实际上，这个懒人大会的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读，第一，当你前半生奋斗到一定的程度，你有一定的基础，你拖一天也没事，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是老板，你拖一天，下边有人替你做。第二，这实际上是提倡一种慢生活方式，在北欧一些国家，有慢餐，慢运动。希腊就是一个典型，人们常常一顿饭吃六个小时，是一种慢生活的表现。
　　
　　燕赵都市报：职场中的过劳死时有发生。您曾经说，“过劳可耻，让人过劳更可耻，你看，人在天上，钱在银行，老婆在人家床上，这有什么好？过劳就是这种结果，对生命的不尊重，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一种贬值，过劳也是对社会的不尊重”。您认为，从个人的角度如何避免和预防过劳与过劳死？从社会和单位的角度又该如何避免和预防过劳与过劳死？
　　
　　王琪延：不过劳，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对所管理的公司的员工的负责。另外，你要是过劳，把事都做了，别人还做什么？你给别人留些工作机会，自己也别过劳，这更体现了公平。从个人角度来讲，首先是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思维模式，这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能拖一拖的事就先别做，既然明天做耽误不了，干吗还要今天做完呢。时间还可以使人的决策更加成熟。但是，如果拖到明天要出问题，那就不能拖了。第二，员工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要经常互相提醒。从社会和单位的角度讲，应该有制度保障员工不过度加班，不超负荷工作。如果规定，凡是有过劳死，对员工的赔付高得不得了，这从制度上可以有效地去约束。同时，我们的社会和单位也要转变价值观念，要认识到，员工是宝贵的财富，过度使用就会快速折旧。
　　
　　中国将迎来休闲经济时代
　　
　　燕赵都市报：您曾经提出，“中国休闲经济时代将在2020年到来”，“生活方式助推城市变革”，您提出这些观点的根据是什么？这对中国经济与中国城市将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一些地方推介休闲城市，一些地方出现“慢城”概念，这些现象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琪延：2020年，是我们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时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多年达到10%以上，低的时候也没有低于7%。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我们的经济带到一个高度，东部、中部一些地方会率先进入休闲经济时代。百姓的生活渐渐向以休闲为轴心的生活转变。休闲经济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它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人们的休闲时间会大幅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能占到40%到45%。第二，到2030年，我们的GDP大约有50%来自于休闲产业。第三，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有50%用于休闲消费。第四，我们的国土有二分之一的面积用于休闲。作为城市，要尊重这种发展趋势，去建设休闲设施。

（本文为资料，摘自2013年08月25日《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