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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确是博大精深。这里，我们拟从湖湘文化的历史中寻求相关的资料与史实，对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文气几个方面的特色与优势作一阐发。
其一，文源深。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实体。史籍记载的“三皇五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历史，而湖湘文化与“三皇”中的炎帝、“五帝”中的舜帝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华文明史上，炎帝神农氏是农耕文化的奠基人，《周易•系辞》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湖南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均证明了在炎帝神农时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在湖南地区创立了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后来，炎帝神农氏因为民治病、误食毒草而亡，葬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可见，三皇之一的炎帝神农氏既是沅湘文化的开拓者，更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开拓者。五帝之一的舜帝则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舜帝是出生于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聪明的首领，历史典籍大量记载他的道德精神，诸如孝敬父母、恭谦礼让、以德治国、举贤任能等等，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典范。舜帝的道德精神在南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记》记载他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此后，九嶷山的舜帝之陵就成为湖湘儿女祭礼舜帝、表彰其道德文化的地方，从上古一直延续到今天。
湖湘文化的文源深，不仅仅是它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道德文化的源头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古典文学与两宋道学的源头直接相关。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源头：北方的《诗经》与南方的《楚辞》。屈原是楚辞艺术的奠基人与杰出代表，而他的许多代表作品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大多是在他流放于湖南地区创作的，并且吸收了湖湘之地的神话巫风，可见，湖湘文化为中国文学鼻祖屈原的诗歌作品提供了源头活水。其次，宋代被称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出生于湖南道县，以后又多年在湖南地区做官并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故而也是湘学的奠基人。屈原与周敦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钱基博语），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是“文源深”的最好体现。
其二，文脉广。
“文源深”着重从时间维度表达湖湘文化源流的悠久，而“文脉广”则是着重从空间维度表达湖湘文化源流的广大。区域文化虽然是特指某一空间范围，但是区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均离不开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湖湘文化之所以获得很大发展，除了依靠本土文化的创造、继承外，还在于不断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故而具有文脉广的特点。湖湘文化形成的上古时期，中原文化与南方本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炎帝神农氏”的出现，其实就是北方的英雄传说（炎帝）与南方的宗教信仰（农神）交流互渗的结果。而舜帝南巡逝世并葬九疑，受到南方民众的普遍敬仰，亦体现出湖湘文化对中原道德文化的接受与吸收。另外，湖南本土的苗蛮文化，如果追溯其来源，亦是东夷文化的九黎部落南迁的结果。
作为楚辞鼻祖的屈原，其楚辞作品亦体现出文脉广的特点。一方面，他的诗歌渊源于沅湘巫歌，具有南音歌谣、巫风歌舞的地域特色与湖湘风情；另一方面，这些诗歌表现出对“美政”、“美人”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对舜帝这位远古圣王的崇敬，其文脉显然源于中原华夏族文化。周敦颐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宗主、理学开山，固然是由于他能够继承齐鲁之风、孔孟学统，同时还与他大胆吸收、兼容佛教、道家与道教的思想有关。作为周敦颐理学思想的传承者，南宋胡宏、张在湖南地区创建的湖湘学派，也具有文脉广的特点。首先，湖湘学派起因于二程洛学南传，故而有浓厚的洛学特色；同时，湖湘学者又广泛地与闽学学派杨时、朱熹，与浙东学派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与江西学派陆九渊、陆九韶等开展学术交流，其文脉广大，故其学术有兼容并蓄的特点。王船山能够成就为清初三大儒之一，仍然源于他文脉广的特点。他不但是继承了南宋时期的湖湘学统，包括胡安国的《春秋》学、胡宏的人性论、张的知行论，尤继承张载“关学”的学术思想，将“气学”发扬光大，同时他也吸收了浙学的事功取向。再如晚清的那些湖湘学人，其思想学术无不具有文脉广的特点。曾国藩将知识学问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之学”，他本人能够在这四门之学中均取得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广泛的文脉，如其义理之学源于洛闽，其考据之学宗吴皖、其辞章之学承桐城派，其经济之学则源于浙东、湖湘各地。可见，广泛的文脉成就了湖湘学人，也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大发展。
其三，文气足。
“文气”是一个古代文论的专有名词，一般用来指文章中所体现出作者的精神气质。而用“文气”来描述湖湘文化的特征时，就可能有狭义与广义的双重涵义。
狭义的“文气足”，专指那些在湖湘地区创作的作品或湖南人的文章中，能够充分表达出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充满生命活力与刚强质直的精神气质。湖南省作为一个文化大省，首先体现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一大批著名的作家。从文学鼻祖屈原算起，他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是最早的中国文学经典之一。以后，这里产生了许许多多在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与《鸟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明清至近代，湖南地区涌现了不计其数的文学名人与名篇，包括李东阳、王船山、曾国藩、何绍基、王运、丁玲、沈从文等等。十分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一种充盈而劲悍的“文气”。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实，这个“气”就是作者内在的精神气质。由于湖湘诗人、作家群体的精神气质大多是血性与灵性的结合，并表现出劲直、刚烈、气雄的特色，故而湖湘作家群及代表作品特别体现出文气足的特色。
文气足还有更加广义的理解，即某个人物群体所具有并表现出来的文化气质。由于湖湘之地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加之宋以后湖湘教育发展很快，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有岳麓、石鼓两所，这样，湖南人才群体普遍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当然，那些从事文学、学术等与“文”有关的人普遍具有文气，而那些从事政治、军事生涯的政治家、军人也表现出特别的文气。最为鲜明的晚清的湘军集团，这是一个具有“文气”的军事集团、政治集团，湘军集团大部分将领均是文人学者出身，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能够治学为文，他们还将这种“文气”训练士兵，军营中常常传出朗朗书声。军队能够具有这样鲜明的文气，在历史上十分罕见。湘军的文气影响了以后的湖南军人，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军人如黄兴、蔡锷均显出鲜明的文气。同样，湖南的政治家也具有文化气质，表现得最充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使得他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他又是一位创作了大量文学名篇的诗人，他热爱哲学，是提出了系统哲学理论的哲学家。毛泽东成为一位历史上罕见的文气足的政治领袖。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先于《新湘评论》2013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