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选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2002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批示共91篇,照片69幅。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书中所选的讲话和谈话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李长春本人逐篇修改审定
2002年至2012年,李长春曾担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展现了过去10年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发展脉络。该书“出版后记”介绍,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在文化方面,《决定》提到,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等措施。
人民出版社介绍,本书所选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真实记录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历程。在收入本书时,李长春本人逐篇作了修改审定。
“出版后记”显示,有9人参加了该书的编辑工作,他们分别来自中宣部、人民出版社等单位。
卸任后的部分谈话收入书中
《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共选编了91篇文章,其中大多是李长春在常委任内的讲话、谈话。其中绝大多数内部讲话为首次发表,比如在中国网络电视台开播仪式上的讲话、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的讲话等。
收编文章的内容涵盖了过去10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多个方面,包括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完善评奖机制、保护京剧等传统文化、振兴电影产业、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创新网吧经营体制等。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该书收录的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由几次谈话要点整理而成的《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时间是2013年5月9日。
在该文中,李长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如何克服一般化倾向,狠抓落实,抓出成效,谈了自己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谈改革多次引用案例
李长春在论述文化体制改革时,多次引用案例。谈到如何振兴京剧时,他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年集体观看的作为一个品种的文艺节目只有一个,就是新年京剧晚会,但京剧如果离开群众,靠过年过节给领导演出,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李长春在多个场合强调,京剧必须走向市场,走向普通观众。
对于评奖机制,李长春在调研时举例说,有的电影一个拷贝也没卖出去,但是得了大奖,文化界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纳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李长春多次提出,要改革评奖机制,反对搞形式主义。文/本报记者 关庆丰 朱玲
摘录
关键词:体制改革
“今后,就得让你震动市场、震动人民群众”
应该说,优秀的作品必然市场价值高,必然票房好,这样才能表明你的社会效益好。否则,你不能占领市场,只能占领领导,就不是真正的社会效益,因此也就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过去一些地方有这个倾向,千方百计到北京演出,然后通过各种关系,找领导来看看。领导来了,当然要说几句鼓励的话。有的都出笑话了,说是领导看完了没表态,回去没法传达呀,千方百计套出个好话来:“你看怎么样?”最后领导烦了,说“好,好,好……”于是回去传达就说,“震动了领导,连说三个好啊”,不能搞这些东西。今后,就得让你震动市场、震动人民群众。
——2004年3月11日《理清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评奖标准
“光得奖,不给群众演,哪来的社会效益?”
2003年,我到一个省召开座谈会,省文化厅厅长跟我讲省里的文艺院团社会效益如何如何好,得了多少大奖。当我问他你们给群众演了多少场时,他却什么也说不上了。
文化产品本来是受教育的人越多,社会效益才越好。光得奖,不给群众演,哪来的社会效益?这些都说明,在传统体制下,一些人思想观念陷入了误区,文艺产品创作生产存在许多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2011年11月2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以获奖为目的,以评委为标准,以政府为市场,以亏损为结局”
要严格纠正为评奖而评奖的倾向。为了得奖,耗费巨资,广聘人才,排一台戏、搞一部电影,演一场两场,就放进仓库,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能获得大奖。这种现象, 群众概括为“以获奖为目的,以评委为标准,以政府为市场,以亏损为结局”,不仅严重损害各类奖项的严肃性,严重损害评奖单位的形象,而且错误地引导一些人远离群众、远离市场,甚至引发行业不正之风,引发文艺领域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严肃清理各种奖项,严格评奖标准,改革评奖办法,规范评奖程序,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文化产品立项、拨款、制作、流通、评价的运行机制,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真正发挥评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创作出群众满意和喜欢的好作品。
——2005年1月25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改革创新,振兴和繁荣京剧》
关键词:中国电影
“越是原来的体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计闯点红灯”
我看这两年电影改革试点的步伐是不错的,可以说是活力初显,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状况。
这是我们整个文化体制的问题,不是哪个人工作好坏的问题。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认识有误区。所以我们要把电影的生产环节放开,最后能不能播映,不是还有产品准入的审批吗?这个审批环节一定要把握住,而且要进一步强化。微观越是放活,宏观管理就越是要加强。实行剧本备案制后,每年可以搞些剧本的信息发布。
从这两年电影改革试点来看,越是原来的体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计闯点红灯,反正最后损失是国家的。现在投资主体变化以后就不同了,最终产品准入通不过,损失是投资者的,这样就建立了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反而守规矩了,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一搞成企业它就胡来。
——2006年2月22日《电影要走产业发展的道路》
“《阿凡达》这部电影使我感到,导演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
从《阿凡达》这部电影上看,电影技术上的突破使我感到,导演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能不能培养高级导演,关系到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这也关系到我们电影人才的培养体制。
该片导演卡梅隆本身有着很宽的知识面,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工程师出身,而我们这种应试教育从高中就分科,弄得很窄。我们可否在电影学院试办一两个本硕连读的班,增加数理化和工科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物理知识、化学知识、计算机知识、信息化知识。现在我们是懂艺术的不懂电脑软件、懂电脑的不懂艺术,复合型人才少,要大力培养适应现代科技发展要求的电影人才。
——2012年8月23日《中国电影要打翻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