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参赛作品

　　记者节和教师节、护士节一同作为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的节日，体现了国家想要通过节日的形式呼吁社会公众对记者予以更多的尊重和崇敬。“无冕之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诸如此类的赞誉似乎将这个职业推上了散发着无上荣光的宝座。然而纪念和推崇的背后是与其截然相反的严峻现实——当代记者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权益保障缺失、工资待遇低、生命安全面临威胁……

　　在谈及记者的社会地位时，有人将它比作国家和社会的瞭望者和掌舵者，拥有着与官员比肩的权力。事实上，在历史、制度、法律的种种因素下，记者确实被赋予了旨在维护公众利益的社会监督权、社会参与权以及公众知情权。然而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掣肘下，记者权利的行使是极为受限的。尤其是对于背负生存难题的“新闻民工”们，“无冕之王”的称号无疑是极具讽刺的，因为他们早已感受不到这份职业带来的荣光和尊重。

　　“投身新闻英勇无畏，报道采访貌似高贵，其实生活极其琐碎，为了生计吃苦累……记者哪有社会地位，全靠疯疯傻傻自我陶醉”，抛开其消极的情绪宣泄的因素，来自一位媒体人的自嘲和诉苦，似乎能够让我们窥见当下记者的现实困境以及他们的无奈和纠结。

　　曾经一篇标题为《离天津爆炸现场最近的记者本月工资可能就2000》在网络盛传，反映出当下记者的业务能力与工资待遇严重不对等的情况。据《2017中国媒体内容生产者职业发展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的记者中，有8成的职业记者月薪收入在1万元以下，其中还有3成( 32.2%)的记者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折射出工资水平与经济水平、劳动付出的严重失衡。而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记者收入通常只有2000-3000元，即便有经验的记者也不过三四千左右。极低的工资待遇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们不禁要问单靠情怀和理想支撑的媒体人如何在生活的浪潮中负重前行。

　　也许每个记者在初涉行业时总是怀抱满腔热情，“凭一支笔去针砭时弊，挎一台相机去“冲锋陷阵”，永远像一个斗士活跃在每一个新闻现场”，这往往是新闻人对自我的定义和憧憬。情怀和理想的背后所肩负的是职业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以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发声，成为公众的眼睛“监视”有违社会利益的行为。犹记揭黑记者黄玉浩喊出“让穷人不怂”时，眼神中的坚定。犹记柴静那句“一个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的自我警醒的箴言。然而就是这样优秀的富有情怀的记者都纷纷选择离开他们钟爱的事业，尽管原因各种各样，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身为记者的窘境。

　　记者确实是在不断战斗着，过程中会发生真实的流血牺牲。据统计，2018年1月至10月，全球共有86名记者遭到杀害，而2016、2017两年间，全球殉职记者人数达182人。从战火纷飞的混乱地区到富裕的和平社会，记者面对的暴力、威胁、迫害不曾减少，记者这一职业也逐渐变成了高风险职业。

　　深度调查记者黄玉浩在他的演讲中说道：“社长，我今年三十岁了，刚刚成为一名丈夫，即将成为一名父亲。我害怕得失，我害怕安危，我需要陪家人，我再也做不到我心目中那名纯粹的调查记者了”，说完，他热泪盈眶。在他的眼中，一名纯粹的调查记者必须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计安危，耐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似乎不论是国家、社会、人民还是记者本身都对记者赋予了极高的期待和使命。然而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客观环境下，在生命安全无法保障的前提下，在权、责、利和名极度不对等的条件下，怀抱理想的新闻人还能走多久，恐怕要划一个问号。

　　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邓丽在职的最后一条签名是“珍爱生命，远离新闻”。对于迫切需要人才的新闻行业，它是振聋发聩的，因为反映了传媒人才流失的隐忧。对于富有情怀的新闻人来说，它是心酸的，因为它道出了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无奈。

　　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情怀和理想的润色，同时不可或缺的是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是生命安全的保障。然而事实却是人们惯用前者去要求记者，而现实却在用后者苛求记者。

　　“人才难得而易失”，自古至今人才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新闻人才生长的土壤，需要用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来“施肥”。当心怀理想的新闻人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再一身孤勇执笔闯“江湖”，当他们前赴后继奔向热爱的事业而全无后顾之忧，当他们不仅心中有光，还能够步伐坚定地前行时，新闻业才会迎来真正的曙光，记者节才会更具欢庆的意义。

　　文/王静（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