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李咏、金庸等数位艺术大师的相继辞世，为这个金秋十月蒙上了一层阴霾。听闻讣告，转上一则与大师相关的文章，配以自己的悼念之词，已经成为了年青一代的一种仪式。当我们的朋友圈被“大师走好”“先生千古”刷屏数次之后，我们或许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哀悼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哀悼他们？是简简单单的情绪发泄吗？又或者是死者为大的人文关怀？这个世界上每分钟甚至每秒都有人在离开人世，为什么独独这些艺术大师们的告别，能激起我们实实在在的感伤与追思？在除去他们独特的艺术贡献和社会地位这些外因以后，你和我，我们年青一代悲伤的内因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我们之所以哀悼他们的原因，源自当下裹挟着年青一代的群体性忧愁。而这种年青一代的群体性忧愁，又主要来自于年青一代群体性记忆的逐渐减少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压迫感。

　　单田芳、师胜杰、李咏、金庸......都是陪伴着年青一代长大的老熟人。小时候我们比着《非常6+1》的标志手势，看着电视机里李咏往观众席飞手卡，拿着小锤子砸开礼花四溅的金蛋。而金庸更是以他的笔给了年青一代一个共有的，鲜活的，快意恩仇的江湖。这些艺术大师们，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面庞承载着年青一代的童年时光，是年青一代所共有的群体性记忆。而他们的离去，也把这些他们创造给年青一代的共有记忆一并带离。

　　旧的群体性记忆被大师们的离去相继带走，而新的群体性记忆又无法建立。快节奏生活，碎片化阅读，接受信息的方式由被动的“向后靠”变为主动的“向前倾”，年青一代之间的联系被多样化的信息选择所切割，再难以形成共有的集体记忆。年青一代群体性记忆总量的逐渐减少，直接导致了年青一代缺乏共识，缺乏相互理解的能力，从而更容易感到孤独和隔阂，进而萌发了年青一代的群体性忧愁。

　　年青一代的群体性忧愁的另一个主要出处是年青一代承担社会责任的压迫感。年青一代在这几年隐隐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荧屏前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叫得出名字的人都不见了；下一辈开始以“00后老人”自居......而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相继辞世，更是把这种时代的变迁摆上了明面：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人，那些我们以为年纪只是稍长于我们的父兄一辈的人随时可能离开。年青一代无比接近社会舞台中心——尽管这不是自愿的。

　　这种社会责任的代际交接注定伴随着年青一代的恐慌和压迫感：我们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要被迫接过前辈的担子；自己分明还只是个宝宝，却要担起整个社会的重量。社会责任的重压促使年青一代提前长大甚至是提前衰老，“脱发”“焦虑”成为了年青一代的标签。承担社会责任的压迫感使得年青一代感受到了属于他们的群体性忧愁：泡着枸杞，扛着社会，举步维艰。

　　年青一代就在这种群体性忧愁的裹挟下蹒跚前行。所以与其说我们是在哀悼这些艺术大师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哀悼三两伙伴荧屏前，小说藏在桌下面的童年时光不复，或者说是为此刻正蹒跚前行的自己唱响赞歌。

　　文/林晓磊（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