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成都文理学院女生举报食堂阿姨一事在持续发酵，25日18时许，成都文理学院发通报称，学校内一商户确违反规定擅自微信收取学生餐费，但学校食堂委托给某餐饮公司管理，违规商家系该公司引进的联营商户，收款人并非该校员工。网传“对食堂阿姨罚款20000元”“对举报者进行奖励2000元”均不存在。 (10月25日《新京报》)

　　据“成都文理学院”通报，的确存在一商家违规收款行为，而罚款和奖励事宜均不属实。而在该条微博的评论区里，充斥着对该通报的质疑，甚至有网友曝出校方发表的关于罚款的文件；此外，评论区里更多的是对于网传“钓鱼举报”的女生的强烈谴责。而笔者发现，这些对校方的质疑和对女孩的谴责，无不是出于道德层面。鉴于“钓鱼举报”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网友的这些质疑和谴责在笔者看来也无可厚非。

　　但笔者更认为，对于此事件的看法不应该止于道德层面，而应该到达事实判断层面。即校方依据，或者说仅仅依据女生的“钓鱼举报”而判断商户违反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在展开论述前，我们首先再来简单了解一下与“钓鱼举报”一脉相承的“钓鱼执法”及其相关案例。所谓钓鱼执法，换而言之，就是诱人犯罪；同时被引诱者本身具有触犯相关规定的倾向。这种特殊的执法方式并不少见，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设立儿童色情网站，并吸引可能具有儿童色情倾向的人访问该网站，继而获取证据的一系列事件。而“钓鱼执法”在我国也并不罕见，并且或多或少被人们所接受。否则在通告下面的上万条评论中，也不会很难找到对校方依据女生钓鱼执法而进行判断的质疑。大体上来看，人们对此行为颇有争议。

　　“钓鱼执法”是否在法律条文上有充足的支撑呢？答案却是否定的。不仅没有，而且明令禁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从法律条款上来看，对案情的判决不能基于“钓鱼”等“不正当获取证据资料”的方式。

　　对此，法律界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毒树之果”。所谓“毒树之果”，指的就是通过不正当乃至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而这种证据资料在很多国家都被认定不具证明力。而成都文理学院在通报中，并没有否认女生的“钓鱼举报”行为。这无异于当着社会公众的面咬了一口“毒树之果”。所以，从理论上讲，校方的判定是行不通的。

　　但有人会讲，这件事情没有上升到法律诉讼的程度，所以法律规定在此不该纳入考虑范围内。我们先默许这种否认法律对社会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诚然，从结果上来看，商家的的确违反了规定。抛去“毒树之果”的影响，那是否就可以判断商家做错了呢？

　　我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假使我们接受了这份基于“钓鱼举报”的判定，那么首先就会在大众心目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于“钓鱼执法”肯定的观念，而这种社会生活中的观念一旦聚集，势必会上升到日后在法律判决的矛盾。更不必说这种具有道德争议的方式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假如我们肯定了这一类判定，那么大众就会对诚信和契约精神的认识发生一些改变，他们会认为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而使用不正当手段是可行的。但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不再是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是为了不正当的目的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假如当真如校方所说，没有“奖励”条款，那么这个女生还会如此煞费心机地举报商家吗？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校方依据女生的“钓鱼举报”行为而进行判定都是不合理的。其不合理之处不仅在于法律告诉我们不要去采摘“毒树之果”；更在于，一旦有一个人咬了“毒树之果”，无数的人也会跟着咬“毒树之果”。

　　文/张子政（苏州大学传媒学院）